2004-2-17

《战略与管理》:日本是否正在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张望


最近,马立诚和时殷弘先后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他们对于中日关系的新看法,掀起了中国国内舆论就对日认识问题的争论。

马立诚和时殷弘所持的观点,有别于长期以来在中国盛行的「军国主义复活论」。马立诚认为:让一个战败的日本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面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中国应该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1。时殷弘则强调,营造良好的中日关系,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中国应该抛开历史问题、强化日中两国在东亚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积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担忧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MK1]谋求日中接近2。

以上的论点,虽然在中国国内的舆论界,引来了许多反对者的批评,但同时也令长期以来对日本抱着警惕态度的中国国民,开始重新思考一个他们以为早已得到答案的问题:日本是否正在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一直以来,无论是日本派遣自卫队前往海外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还是考虑修改和平宪法,都被中国的主流舆论解读为是别有用心的,意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为[MK2][G3]。但是事实上,这样的论调,并不符合当前日本的实际情况。在本文中,笔者将会对中国的「军国主义复活论」进行简单的回顾,并尝试通过分析这一论调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揭示其对日认识模式中「文化偏执主义」(ethnocentrism[MK4])的倾向。针对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笔者建议:对于日本的国防动态,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者和舆论界应该保持适当警惕,但同时也应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尝试以代入日本思维的方法来客观看待日本安全问题,避免制造自我完成的「军国主义复活」预言。

中国的「军国主义复活论」

美国国防部战略评估办公室研究员迈克尔?皮尔斯伯(Michael Pillsbury),曾经对中国学者的对日认识进行调查。他指出,多数中国学者都认为,日本在未来将毫无疑问地成为政治大国,并相应地增强其军事力量。但争论的焦点在于,日本会不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3。对于这个问题,兴起于80年代中后期的「军国主义复活论」,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军国主义复活论」认为:日本政治家和阁僚近年来一再歪曲历史,参拜靖国神社、并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审定,显示日本政治正在急速右倾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军事发展的国内制约因素正在不断减少,而日本军事力量却正在急剧膨胀。由此推断,一个对侵略战争历史毫无深刻反省的日本,正在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基于以上的假设,日本修法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增加军费、制定应付紧急状态的有事法制等一系列调整安全政策的行为,也都顺理成章地作为日本重新复活军国主义的证据而被引证。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对日舆论,虽然也有主张「对日协调」的声音4,但其主流却完全沉浸在强烈的对日警惕声之中,「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在大众媒体的论述中随处可见5。

文化偏执主义:「军国主义复活论」的问题

英国学者肯?布斯(Ken Booth)曾经在其著作《战略与文化偏执主义》(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一书中指出,所有国家和社会都会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即常常会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去解读或揣测其它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和观念,从而导致误算(miscalculation)和误读(misperception)。他主张,战略决策者应尝试多了解其它国家的文化背景,并多以其它国家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并依此帮助制定国家战略,以「国家的战略人」(national strategic man)取代「理性的战略人」(rational strategic man),避免误判发生6。

事实上,主流中国舆论界的对日认识,在无形中也犯了文化偏执主义的毛病。在对日本国防走向解读时,很多中国人往往过早地将一些以本国价值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主观判断,投射到他们对日本的认知之中,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支持他们论点的证据上,却忽视了另外一些可能导致不同结论的事实,再加上他们在论述问题的时候,常常未能事先将「军国主义」的概念进行严格定义,使得中国主流舆论的对日解读,出现了和当前日本实际情况不符的误判。这样的情况,就正如许多美国学者一厢情愿地把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解读为「中国威胁论」一样,犯了文化偏执主义的毛病。在下一部份中,笔者将首先对最为人熟悉的「军国主义」这一用语进行概念上的定义。然后,利用定义后的概念,笔者将会对中国的「军国主义复活论」和日本的现实情况作一比较,以显示多数中国人对日认识中「知己不知彼」的倾向。

什么是「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militarism)一语,在中国可以说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滥用。不过,中外学界对于「军国主义」的认知,仍然有一定的共识。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 认为,军国主义指的是「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占着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军国主义的社会,强调等级制度,强调个人勇气和自我牺牲、强调在极端条件下的英雄式领导。在这样的社会,战争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事情,或者是少数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民的事情7。

中国民国时代的著名「日本通」戴季陶,也曾在其经典之着《日本论》一书中提到他对军国主义的理解。他强调,所谓军国主义,不仅仅只是一种思想的表现,还一定要成为一种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为政权重心、将一切的政治势力和政治组织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下的制度。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叫「军国主义国家」。戴季陶还进一步指出,观察日本军国主义,一是要看他的军权和政权统一在什么地方,以及军人手中到底握有什么权力(如国防、外交、财政权),二是要看其军队制度(如动员和训练制度)和社会的风纪8。

著名日本左派思想家丸山真男,对军国主义也曾有过深入的分析。丸山认为,军国主义的「主义」特性极微,如果要进行界定,可以概括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为了战争或准备战争所形成的意图与制度。此意图与制度占有半永久性的最高地位,使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乃至其它国民生活的全部领域,均从属于军事价值的思想及行动方式之下。」。根据这样的一个界定,丸山认为,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黩武的对外政策,并不具备成立军国主义的充分条件,外界还需要观察究竟军队式的特定思考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入社会各阶层。丸山还指出,军国主义事实上是一种与各种政治体制(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相连结而存在的倾向,各国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各自的军国主义倾向的大小而已9。

综合以上各个「军国主义」的定义,观察一个国家是否是军国主义,笔者认为,可以从四方面来看:

1. 该国是否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即发动战争的能力)。
2. 该国的军事组织是否在国家政治制度中掌握很大权力(特别是国防、外交、财政政策的制定权)。
3. 该国的政治精英是否倾向以军事暴力解决国际争端。
4. 军队式的意识形态(如倾向以暴力解决国际争端)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入社会,并为之接受。

日本的现状:一个比较

明确了「军国主义」这个概念之后,根据这一定义之中的四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军国主义复活论」的论述中找出一些问题。

1. 日本是否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军国主义复活论」的核心,源自其对日本政治家歪视历史的行为的认知。因此,这一论调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解读虽然有一定的依据,但也存有一定的偏见,夸大了某些事实。比如「军国主义复活论」常常强调:日本军费自90年代以来年年增加,虽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下,但由于其基数大,故其军费连年高达400多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二,可见日本扩军势头之烈。但是,这样的论述,明显是将问题简单化了。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教授汤姆斯?威尔邦(Thomas Wilborn)曾经撰文指出,日本的军费虽然高达400多亿美元,但这一数字并不能说明日本正在毫无节制地扩张军力。他认为,外界对日本军费的误解,主要源于三个原因。首先,他们没有注意到日圆于90年代曾经一度升值的事实,再加上前苏联在90年代初的突然解体,使得日本在用美元计算的国际军费比较中迅速跃居世界第二。其次,外界对日本军费的用途亦没有深究。事实上,根据日本公开的国防资料显示,日本自1983至1991年,将超过四成的军费用于支付人员薪水,而只将25-28%的军费用于武器添置,这样的军费分布,很难谈得上是为了扩军。最后,外界还没有留意到日本武器价格相对昂贵的事实。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日本一直以来都被禁止出口武器,所以武器商必须限制他们的生产线,只将武器供应给自卫队,致使武器价格上升。由于日本政府有意扶助本国武器制造工业,因此,防卫厅宁愿以超出国外三倍的价钱由这些武器商手中购买自卫队八成的武器,导致日本军费长期以来高居不下10。

当然,客观的来看,「军国主义复活论」认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超出自卫的水平,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日本的自卫队,虽然规模不大,但其三军实力(特别是海空军)及其潜在的战争能力,经过五十多年来的发展,的确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从装备质量上来看,日本自卫队引进或自制的F15战斗机、新型F2战斗攻击机,空中加油机和预警机、4艘先进的「金刚」级神盾驱逐舰、90式坦克等,都是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而根据日本军事专家的分析:日本自卫队不但在质量上占优势,在数量上也不甘落后,其战机、坦克和水面舰艇的数量,比同是岛国的英国还要多11。所以,对于日本的军事发展,比较平衡的结论应是,日本的确拥有足以发动战争的强大军事力量,但其发展趋势仍未至达到「大肆扩军、穷兵黩武」的地步。

2. 日本的军事组织是否在国家政治制度中掌握很大权力?

中国的「军国主义复活论」对日本的军事组织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着墨不多,这显然是其未对概念进行清晰定义的后果。如果我们从当前日本的宪法和官僚制度结构层面上来看,「军国主义复活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从日本的宪法层面上来看,宪法第66条规定首相和各国务大臣(包括防卫厅长官) 必须是文职人员。此举可以说是日本防止军人专政的法理保证,至今仍然被严格执行。

从官僚制度结构上来看,负责军事安全政策的防卫厅,并不是一个有权独立制定国防政策的部门。美国安全问题专家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 在其于1996年出版的《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和自卫队》(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一书中曾经指出:防卫厅在制度上缺乏独立性。在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时,防卫厅不但要和大藏省,通产省、外务省和内阁法制局协调, 而且在人事方面也要面对这些部门的渗透12,军人独揽大权的情况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很难发生。而且,自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刻意以「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和「折衷主义」(eclecticism)的手法来处理防卫问题13,并为军事发展设置了重重限制(如「无核三原则」、「国防经费占GNP1%上限」、「禁止行使集团自卫权」等),防卫厅的权力因此受到很大的外来制约。所以,从这一层面来看,军国主义复活无从谈起。

3. 日本的政治精英是否倾向以军事暴力解决国际争端?

中国的「对日警惕派」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其立论往往由日本政府和部份国内政治家一再歪曲历史的事实中展开。但从日本政治精英对军事防卫问题的态度这一层面来看,这样的认知也是不准确的。

对于战争受害国来说,战争加害国歪曲历史的行为,固然不能接受,但是,这些事实也不足以推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结论。「军国主义复活论」的支持者们的失误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所认知的日本政治家歪曲历史的原因,和日本政治家要求改变防卫政策,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动机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但事实上,他们的结论下得过早了。

在当前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之中,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主要为了争取党内选票,并同时通过拜祭为国效忠的军人,向战死的死者表示尊重,增强国民国家认同,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日本重走侵略老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判断,其实是建立在中国「盖棺论定」和「以史为鉴」的传统文化意识上。这样的意识假设日本人的行为逻辑和中国人一样,断定如果日本不诚心认错,将来还会再次走上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然而,这样的认知模式忽视了日本特殊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背景----即「忠义」价值在日本社会的突出地位、「人死了便既往不咎」的神道文化观念(指不管死者生前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要对其尊重的观念)14、缺乏严格善恶标准的「相对主义」价值观15以及日本派阀政治的因素。正是这些复杂的原因,导致日本政要不断歪曲历史,执意参拜靖国神社。

那么,日本政治精英到底是如何看待防卫问题的呢?根据日本《外交论坛》杂志的调查资料显示,日本国内六大政党在国防问题上所宣示的立场,没有一个要求日本重回军国主义或进行军事扩张。既使是最保守的自民党和自由党,也主张日本应坚持「专守防卫」和「日美同盟」的外交国防政策16。

此外,长期研究日美关系、现为日本庆应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的阿川尚之在2001年也曾经向媒体指出,90年代日本国内政治精英对安保问题主要存有四种意见:尽一切方式避战的左派反战主义(或称「非武装和平主义」)和日本脱离美国独立行事的极右主张,都是少数。中间的第二种看法是,在宪法限制之下,《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日本履行集体安全责任的上限。第三种是,超越《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限制,到日本的传统地域之外与美国合作,贡献于全球的和平与安全。阿川尚之称,目前日本安保政策的趋势是由第二种看法向第三种看法转移17。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这一层面上的论述,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不成立的。

4. 军队式的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入日本社会?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军队的意识形态对日本社会的渗透度,仍然相当低。「军国主义复活论」常常强调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好战精神,并没有在相关的民意调查中反映出来。虽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在战后从未被彻底肃清18,但直至现在,日本社会在国防问题上的主流民意,仍倾向于和平主义和反战主义。

根据一项在1991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有近七成的日本人反对使用武力来捍卫「国际正义与秩序」,而在美国,几乎同比例的美国人支持类似的行动19。立埸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于2001年4月就和平宪法和安保问题所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了这一倾向:超过七成的被访者认为日本不应修改「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的宪法第九条20。根据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北冈伸一解释,即使是那些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日本民众,也不是为了复活军国主义,而是希望日本能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贡献于国际和平,并同时将日美同盟的防卫合作责任明确化,是「普通国家化」的表现21。

直到最近,当美国意欲对伊拉克采取动武时,日本民间社会仍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战立场。根据日本共同社在今年3月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八成的被访者反对美国动武,超过五成的被访者表示日本不应支持美国攻伊。由此可见,军队式的意识形态对日本社会的渗透,仍然有限。

避免制造「自我完成的预言」

9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和国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违背了和平宪法的部份精神,显示出右倾化的趋势。但是,根据以上的分析,日本目前的现实情况,并非如以往中国主流舆论所称的那样,是「军国主义复活」。中国的「军国主义复活论」,没有认识到日本右倾保守的政治趋势和国防政策,并未从根本上在国家层面改变日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没有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型,使日本进入向军国主义国家形态转化的过程中。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们,往往根据本国的文化逻辑、历史经验和思维方式来看待日本,过分夸大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意图,不断以「军国主义复活」来形容当前日本调整国防政策和修改宪法的行为,结果导致中国主流舆论对日本出现误判。

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斯?派尔(Kenneth B.Pyle)和海金波散?艾里克(Heginbotham Eric)在2001年曾经撰文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国防的走向。他们认为,日本目前在外交国防事务上至少有五种战略可供选择: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主义战略(US-First Bilateralism)、以亚洲为中心的区域主义战略(Asia-First Regionalism)、以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制度主义战略(Global Institutionalism)、融合以上所有战略的综合战略(Comprehensive Strategy) 和拋弃以上所有战略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战略。派尔认为,目前日本所采用的,是「融合所有战略的综合战略」。但是,外界也不能排除日本在未来走上单边主义道路的可能性22。由此可见,中国的「军国主义复活论」对日本的部份看法,和派尔提到的单边主义战略,也有不谋而合之处。鉴于日本本身在文化上仍然体现出「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再加上历届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前后矛盾的暧昧态度,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未来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中国方面更应竭力避免不断强调不符合日本当前实际情况的「军国主义复活论」,制造自我完成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这些具有强烈「文化偏执主义」色彩的认知模式,只会增加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和日本战后出生的年青一代的反感,并为两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所利用,激化两国对立,使预言变为现实。

因此,笔者建议,中国对待日本,应有一套「接触」(engagement)和「预防」(preventive)战略。这套战略,要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依归,在原则性事务上坚持立场,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放软身段。在对日本保持适当警惕的同时,中国政府应尽力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和日本进行战略对话,促进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将日本导向区域安全合作。从长远来看,中国可以明确地向日本表明:中国认同日本在国防事务上的「普通国家化」,并乐意加强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方面的合作。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不能妥善解决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包括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教科书问题),中方亦将很难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笔者相信,中国只有在调和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和日本进行渐进式的战略合作,才是防止战争历史重演,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长远之道。

注解:
1马立诚 (2002):〈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总第55期,2002年第6期,p41-47。
2时殷弘 (2003):〈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总第57期,2003年第2期,p71-75。
3迈克尔?皮尔斯伯里着,肖欢容、张梅译 (2001):《美国学者解读中国安全》,新华出版社,p138。
4 2000年4月19日,当时的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政务部部长垂秀夫,曾经在由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主办的一次演讲会上指出过这一点。
5关于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详情可参见迈克尔?皮尔斯伯里着的《美国学者解读中国安全》〈Pillsbury, Michael (2000):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和2002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高岚编着的《靖国神社的幽灵: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6 Booth, Ken (1979)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13-20.
7迈克尔? 霍华德着 ,褚律元译(1998):《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辽宁教育出版社 : 牛津大学出版社,p114。
8戴季陶(1994):《日本论》,海南出版社,p95-96。
9丸山真男着,林明德译 (1984):《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 兼论日本军国主义》,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p261。
10 Wilborn, Thomas L (1994)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s: What dangers to Northeast Asia? .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http://www.carlisle.army.mil/ssi/pubs/1994/japan/japan.pdf
11详情可参见江田谦介所着的《日本的军事系统-自卫队装备的问题》(日文版) (讲谈社现代新书,2001)
12 Kazenstein, Peter J (1996)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104-112.
13 Joseph P. Keddell, Jr.在其著作 The Politics of Defense in Japan: Manag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Armonk, N.Y., London: M.E. Sharpe. 1993.) 对此曾有过详述。
14 关于「人死了便既往不咎」的神道文化观念,可参见矢板明夫的〈21世纪日中关系展望〉(《第三次中日青年论坛: 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焦点问题》,蒋立峰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p102-109页)和北冈伸一的〈日本的安全保障〉(《外交论坛--21世纪的安全保障》(日文版) 特别版,都市出版株式会社,1999年,p20-33)。
15详情可参见陈橹撰写的〈日本文化传统与日本军国主义〉(《中国军事科学》,1999年第4期,p143-149)。
16 《外交论坛--21世纪的安全保障》(日文版) 特别版,都市出版株式会社,1999年,p166。
17 〈美日安保新关系下的台湾与大陆〉,《中国时报》,2001年7月28日。
18根据统计,日本的合法右翼团体,在1963年只有400个,共1.5万人。但到1991年,已增至1911个,共15万人。详情可参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苏智良教授在其《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的分析。
19 Kazenstein, Peter J (1996)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1.
20 《朝日新闻》,2001年5月2日。
21详情可参见台湾学者杨钧池撰写的 〈1990年代日本修宪主张之分析〉,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0/IA-R-090-075.htm
22 Pyle Kenneth B. and Heginbotham Eric (2001) Japan in Strategic Asia: Power and Purpose 2001-2002. Seattle, Wash.: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p83-93.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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