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工商联公布了“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500强的入围门槛提高到36.6亿元。但是，中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2家最能赚钱的央企。去年，中国移动净利1458亿元，中国石油净利1033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8月30日新华网)

　　国企利润再攀新高，尤其是“两大巨头”取得骄人业绩令国人感到欣慰，而民企500强不敌两家“中字号”又令人心绪纠结。“不敌”两字耐人寻味，这其中既有国进民退的现实困境，也有新一轮民企发展的制度瓶颈，更有全面促进国富民富、藏富于民的民生诉求。不过，在为民企“打抱不平”的同时，人们更多关注于国企利润的分配，因为国企、国有股权都是国家投资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民都是国企的股东，都应从国家投资收益中得到与国企利润同步的红利与实惠。而国企红利基本是哪里来哪里去，诸如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重大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等等，并没有放进公共财政的大锅里，装到民生投入的碗里。但是，国企红利让全民共享并非削峰填谷、劫富济贫的“加减法”那么简单。重庆的“间接分红法”值得借鉴与推广。

　　重庆市正在探索国民财富再分配的新路径，唱主角的不仅有财政资金，还有被称为“第三财政”的国资增值资产。前不久，重庆市出台《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扶持政策之一，就是重庆当地大学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等“九类人群”申请创办注册资金10万以下的微型企业时，财政部门将向申请人拨付注册资本金的50%以内的补助资金。重庆财政计划连续5年每年3亿安排微型企业发展资金。而这项资金将部分来源于重庆国企的净利润。

　　重庆国企对社会民生责任的承担模式，操索出“国有资本社会间接分红”的新路径。在形式上大致有三种。一是国企直接承担民生项目。比如以八大集团为代表的重庆国企一直担纲基础设施投融资及建设，这两年进入保障房建设领域，今年的公租房建设国企就抢了头筹。二是国企为解决就业提供岗位。重庆刚刚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国企将承担重要责任。十年千万农民工进城，核心问题是解决就业，国企准备每年提供7000到10000个就业岗位。而且户改后国企在执行社保方面可以较好地履行政府职能，解决农民工社保等问题。三是破解资金缺口更多地求解于市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项目耗资巨大，往往前期收益较少，投资回报较慢，这就会带来企业资金层面的巨大缺口。重庆国企庆国企主要通过发行企业债、股权融资、调整债务结构三条路径来盘活存量资产。至于远期，重庆国企力争实现国有资产证券化、打通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进而将政府管理国企改变为接受市场监管和政府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管模式。而更多的国企红利投入民生领域则是通过公共财政的调节来实现的，即类似扶持微型企业的模式。

　　将国企增值收益用于社会民生的模式，体现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的原则，间接实现了“社会分红”，不仅符合决策者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宏观原则，而且国企利润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只口袋”，公共财政就可以腾出一部分钱财力更多地用于民生，使更多的“活水”流入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重要的民生领域，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受益，这是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与民生诉求的现实考量。更重要的是，以财政调节为手段的扶持微型企业，使民企也成为国企红利“间接分红”的直接收益者，这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乃至促进社会公平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为决策者酝酿改革收入分配方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重庆“间接分红法”再次证明，对国企的垄断与暴利口诛笔伐不解决任何问题，一刀切式的“分蛋糕”只能引起无休止的利益博弈与争论，惟有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才是推动国富民富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