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想斌

治理雾霾的N种方式

  北京刚刚经历了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环保部对北京落实应急响应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督查发现,城乡结合部及郊区的应急响应预案没落到实处。今天,北京城又是一片朦胧。当然,这一切没有了“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满怀诗意,有的只是“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的吐槽,原本秋高气爽的时节,却成了呼吸道疾病泛滥的日子。

  但综合全国雾霾来看,这些年对于雾霾的治理,不可谓不用心。人人都在寻找着雾霾的成因,人人都在寻求着雾霾的治理路径。至少近15年来,政府一直在谈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只是,在缺乏问责制度、部门企业利益阻挠、政府权力分配不合理,以及环保数据的采集和报告轻易受到操纵等因素下,长期生活在雾霾里的人们只能证明,“蓝天”是一个多少有点奢望的概念。

  每一次雾霾的出现,都应成为科学治理的机遇。这是此次北京雾霾之后,有媒体提出的观点。那么我想更进一步,看看这些年,究竟有哪些方式曾出现在治理雾霾的选择中呢?

  人们最常见的,似乎也最见效的便是冷风治霾法。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期望冷空气能够在雾霾出现的时候过境,如此天空就有了些许便清晰和透气的感觉。甚至,在一些地方,冷风治理雾霾的方式出现在了公共议政的平台,比如西安,有专家就建议在西安南边秦岭开山,打通一条风道,如此强劲的风能够吹散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雾霾。可终归,依靠天意进行雾霾的治理,总归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而最被人们诟病的治理方式,则是限制治霾法。限制分为两种,一种是不由分说的限,另一种则是以收费这样经济杠杆的方式进行限。在政府的思维里,雾霾的成因多是汽车尾气等民间排放的,往往忽略了重污染工厂等直接关乎政绩和GDP的因素。于是,限号、限车、限行。此外,像上海那样开征雾霾费。但所有的限制与收费,因为政府并没有公开相应的成本以及这些费用应当取得的成效,故而遭受了许多的批评。

  当然,还有一种治理雾霾的方式,那就是会议治霾法。只要在一座城市召开重大会议,那么因为会议的重要性,政府会叫停周边污染源,导致会议期间天空非常清澈。这当中,人们发现雾霾不是治理不了,而是要看为谁治理了。

  治霾的方式有很多种,但雾霾的严重似乎并未减轻。于是思路的转变,势在必行。人们也不再认为,治理雾霾只是政府一家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共识,雾霾面前,没有人能免责,每个人既是雾霾的生产者,也是受害者,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成为驱散雾霾的行动者。当人们要求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促成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告别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时,也需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反思并转变生活方式。

  有人把雾霾比作是一个棋局,每一个棋子都决定着全盘的胜负。于是,治理雾霾,每个人,每一个政府部门,每一座城市都是其中的棋子,当有效配合全力协调,才是正道。然后,在重度污染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如临大敌,无不充满了紧张与凝重的氛围。有的地方却似乎未上紧“发条”,动作迟缓,一副看上去漫不经心的状态消解着人们对治理雾霾的信心,以为发布了预警之后,剩下的就是人们自求多福了。

  而这恰恰给雾霾治理制造了障碍,因为诸多的雾霾治理中,很多时候并未解决人们的信心问题。要知道,根治雾霾、改善空气质量,需要社会用时间去等待。于是,当雾霾一周都不能散去时,如何让人们对十年目标依旧抱有乐观的耐心,便成了最大的难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要比治理雾霾更重要。

  基于这样的紧迫感,当雾霾来袭之时,全社会的短期应急能否尽力降低雾霾所带来的侵害,便成为决定公众耐心的最大砝码。而除了号召社会自我行动之外,政府如何把雾霾应急做到实处,做到社会能看得见成效的地方,又是砝码之中的命门所在。(马想斌)

[责任编辑:曹艺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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