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中的“话外音”

2017-12-02 10:02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7-12-02 10:02:51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陈城

  作者:马建红

  在日常交流中,人们说话的语气语调是有含义的,恳切、迫切、焦急等都可能体现在一句普通的话语中,只有熟悉这种语言的人才能听得出其中的“话外音”。记得十几年前去美国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访学期间,负责该项目的Eric教授给我讲一些注意事项,由于当时当地刚刚发生过连环枪案,所以Eric特地嘱咐我不要一个人上街,尤其是晚上天黑后不要出门,他特别强调了几遍“everyday”。不过,我当时虽能听懂他的意思,却体会不出他语气中的严重性。

  不久,我和也在该校工作的华裔美国人刘先生说起这事,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决不可不当回事”,还传授我一些经验,比如说包里不要放太多现金,遇到抢劫时不要反抗,走路时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一下身后是否有人跟踪,至于说晚上嘛,一个人是千万不能出门的。因为听出了刘先生语气中的凝重,我竟后背有些发凉。

  过了几天,参加完一个商会的活动后,Eric教授委托一位华人送我回公寓。下车后我礼貌地挥挥手,嘴里说着“您慢走”,打算目送他的车离去后再走回十几步远的公寓楼门,结果那位先生让我赶快进去,“我得看你安全地进了门,十几米的路上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听他那么一说,我的两腿发软,顾不得礼节,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了公寓,那种紧张感是从未体会过的。当我们初次置身于一种异域文化中时,听不懂老外在说什么,想表达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过瘾地”说几句话竟也会成为一种奢望。

  这种感受,在一些传教士的回忆录中也能读到。晚清时那些来华传递“福音”的传教士,在他们成为“中国通”之前,都经历过学习汉语的艰难。丁韪良是美国北长老会海外传教团的成员,从1850年来中国后直到1916年在北京去世,他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丁韪良翻译过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也曾先后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在《花甲记忆》中,他形容自己刚到宁波时,就像在“深水中拼命挣扎”,因为虽有房子住,有仆人伺候,但“我们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他最初的汉语是通过和周围人的比划中学到的。“我们学会的第一句宁波话是zaban‘柴片’,厨子拿来一根柴火棍子,让我们明白他想要买柴火来烧饭。第二句宁波话是fanping‘番饼’,那厨子用手指形成一个圈来表示钱,然后指着柴火棍子,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使人一目了然。”教丁韪良夫妇的汉语老师是通过实物来教学的,“老师先说一声wongki‘黄狗’,然后牵来一只小狗,说声‘这就是’,便爆发出一阵大笑。

  丁韪良注意到中国人发音方面的细微差别曾闹出的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他举例说到一位在福州的英国人,让厨子去买18颗“杨梅”,厨子却气喘吁吁地挑回了一担“羊尾”,并且还向主人道歉,因为他在街上跑了大半天也只找到12条,实在凑不够18条了!不过,丁韪良自己在语言学习方面却有过人之处,他在宁波传教时,很快就以德语或欧洲语言的中元音做基础,加上其他一些变音符号,编出了一套音标,并用此复制出从老师嘴里说出来的话语,而这一套拼音系统,不但能帮助外国人学汉语,还能使中国的孩子在学习几天后就可以阅读。

  除丁韪良外,另一位传教士狄考文也曾提到过他学汉语时的艰辛。狄考文于1863年携妻来到中国,1864年到山东登州(蓬莱)传教。他在登州创办蒙养学堂,后改称文会馆,由小学升为中学,后又升为大学预科,在1904年迁往潍县与广德书院大学部合并,改称文广学堂,成为著名的齐鲁大学的一部分,也即今天早已并入山东大学的山东医科大学的前身。这样一位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过贡献的人,在初学习汉语时,也曾经历了许多困难。根据《狄考文传》的记载,到登州之后,他和妻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语言,“学习汉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掌握这种语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能够使用它来工作之前需要付出一个人最大的精力。书中没有介绍狄考文学汉语的方法,但他经过不断的努力,“很快就能够在口语和书面语这两方面娴熟地运用汉语了”,以至于和他聊天的人都没把他当做外国人。

  与丁韪良与狄考文的时代相比,我们现在学外语(外国人学中文或中国人学外文)的途径和方法已有很多。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与狄考文等创立的大学堂,仿佛一种隐喻,已成为不同民族交流文化与增进友谊的桥梁和基础。当我们与Eric教授等建立了微信联系后,这种交流和沟通更是变得可以“everyday”地进行,唯一需要的大概只是一颗开放的心灵了。(马建红)

[责任编辑: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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