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莹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2年美国电影“The Hours”斩获了2003年奥斯卡所有重要的奖项。它的中文版被翻译为《此时此刻》，故事讲述的方式与今天正在热映的《无问西东》如出一辙。一条隐蔽的、弱弱的线索将不同时空中的几段故事链接起来，如果说当年由妮可·基德曼，朱利安·摩尔以及梅丽尔·斯特里普所主演的三段女性故事，彰显的是每时每刻对于死亡的体悟，那么今天《无问西东》以近乎同样的叙事方式试图用发生于1920年代，1940年代，1960年代以及21世纪的四段故事，彰显了一种对“真实”的拷问。
1920年代弃理学文的吴岭澜，他所困惑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对于文学的真实之“爱”与合乎理性的对于读书学习的“踏实”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这是一种超越不同时空所共有的青春困惑。它不仅左右着身处20年代各色思想激荡之处的清华学子，更左右着所有陷入麻木的踏实，而丧失真实的今天之我们。
1940年代的富家子弟沈耀南，他所面对的是残酷的真实之现状与他的殷实家庭可以给予他的虚假太平。而1960年代的陈鹏，则以一段至死不渝的真实爱情来抵御荒诞时代让他的爱人所遭遇的精神创伤。时至今日，商场精英陈果果的世俗之心在面对四个孩子的母亲所奉送上的四支胎毛笔，倍感尴尬，后者如同四颗赤子之心将陈果果从污浊的现实当中拯救出来。让他最终道说出一段触动人心的人生体悟：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如果仅仅将这样一段话道说于我们，它所彰显的意义也不过是一段心灵鸡汤，比这样的表达更为美丽和生动的话语在如今的微信圈里从来不曾缺乏。但如果它是一段近乎百年的历史，由四个真实的鲜活生命的人生，甚至献血写成的，那么它的力透纸背所传达的意义就不容忽视。
在此，真实，不是抽象而华丽的辞藻，而是历经风霜后平淡的道白。这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言说真理的方式：同样一句话，从历经风霜的老人嘴里说出，与从一个孩子的嘴里所说出的，完全不同。陈果果是这一个世纪的清华人所遭遇的人生境遇的化身，因此，他的概括所包含的是四段人生的真实体悟。
有人指责《无问西东》中诸多“不真实”的情节，比如沈耀南私自开飞机散粮食的行为，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都是违反飞行员基本条例的；再比如，核研究专家陈鹏在研究所工作之中如同突然拥有心灵感应一般，飞奔着跑到现场救下了奄奄一息的爱人，将爱人送往偏僻山庄之后，又可以瞬间出现在为李想送行的场景当中。这种明显的叙事时空的错乱，让众多“头脑清醒”的人无法理解。
但艺术的魅力，对于我而言，正是在最不真实的场景中显现出最为真实的一个面向。生活在科技发达的时代之中，我们从不缺乏显微镜一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清楚地指出：那驻足于未名湖畔的博雅塔不过是一个自来水塔的伪装，让我们将天空的彩虹看作拥有不同长短之波长的光谱。我们已经忘记了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确可以指出，以上种种的“不真实”的确成为影片的硬伤。
然而，影片的名字，似乎给与这种平庸的指责响亮的回答，无问西东！在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们是否有勇气抛开一切贫乏的“现实”，转而以无问西东的态度去僭越这些所谓的“现实”给与我们的限定，用一种挑衅的态度去彰显另外一种“真实”。它在今天，如同以上这些情节一样，变得越来越不合常规，因此也以一种不可能性的方式彰显了后一种真实的内涵。当然，这种不可能之真的真实性所内涵的悖论或许早已溢出了导演李芳芳的原初理解。
我喜欢这部影片，不仅因为它所讲述的是我每天生活在其中的清华园的故事，更是因为它以一种共时性的历史言说方式所构筑的对于当下平庸时代的批判。四个故事的平行展开方式，蒙太奇的拼接，打破了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但每一段故事的交叉进行所形成的对比，却没有彰显不同时代的差异，反而显现出一个超时代的主题：对真实的不懈追求。这个真实绝非仅仅是所谓主观的内心诉求，而是一个可以不断遭遇外在世界反复拷问而最终能够持久留存下来的真实。因此它不是主观的臆想，也非对于冷冰冰的现实的简单屈从，它的反抗就在于它从未消失的实事。
整部影片，台词是唯美，的确不那么接地气。画面是诗意的，如同那场被白雪覆盖的荷塘旁的小提琴演奏，的确缺乏现实性，但这之于我而言，是真正的真实，因为它们所彰显的是理念之美。理念总是完美的，在一个不断被深入分析（也即被无休止肢解）的思维框架下，我却将这种完美之美视为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真实。这是我所不愿失去的，并愿意拼尽全力去固守的“初心”。
作为清华人留在后面的一点多余的话：
记得2011年刚刚重新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的我，在一个冬日午后经过二校门的时候曾看到一群民国打扮的人四散着坐在二校门的周围，当时颇为惊奇，不知何故，为此询问，回答说“拍戏”。心里觉得好笑，觉得在清华这样如此具有标识性的场地能拍什么电影呢？拍什么电影，不会穿帮呢？现在想来，当时所拍摄的正是眼前这部《无问西东》。这是一部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电影。我为清华大学可以拥有这样一部电影留作百年纪念而开心。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深以为然，同理，一个大学的百年纪念如果仅有一座新清华学堂的建筑，而没有一部精神史的书写，显然也是不足的。
对我而言，清华大学，不仅因为有如陈鹏一般的核专家才成为清华，更因为有诸如吴岭澜这般可以在炮火的午后仍可以悠然诵读泰戈尔的文学大师才真正成就为清华。因此，如果说清华大学的“行胜于言”代表着它踏踏实实的行为方式，那么它的“自强不息”，则更意味着它那仰望星空的诗意情怀。两者应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是作为一名在清华任教的人文学者对于校风校训的一点特别理解。（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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