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伟锋
村上春树在《1Q84》中，有一处关于旅途阅读的描述：列车驶出东京站后，他拿出随身带着的文库本阅读。
文库本，是备受日本通勤族追捧的纸质读物，也是这个国家在国民阅读中的管窥。公共交通上读书的场景，在欧美也很普遍。相比而言，国人出行时，更喜欢掏出手机玩游戏、刷微信，成为“低头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电子产品，他们将如何打发旅途的漫长时间。
提高国民阅读的积极性，政府、社会多方都在使力。全民阅读被写进多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高铁阅读”就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朱永新提案里的关键词。他认为，让高铁不仅能订餐，还应能“订书”。客观地说，这是很有意义的可行方案。
人在旅途，时间往往成了被打发的附属品，但高效率的人却不这么看。从国际惯例来看，交通工具一直是阅读者扎堆的地方，譬如地铁就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图书和报刊销售的主要场所，一些畅销书和有影响力的报刊，都不会放弃这样重要的传播渠道。不过，这件事的可行性在国内并不高，国内地铁在高峰时，人口密度几乎都是超限，很难为人们提供宽松的阅读环境。
相比而言，高铁就完全不同。高铁对乘客人数有严格限制，而渐成主力的“复兴号”，其加高加宽的尺寸，更给乘客们提供了优越的阅读环境。除了良好的硬件条件外，实现高铁阅读，还有更多的现实基础：从客流量上看，高铁动车组2017年全年发送17.13亿人次，预计未来每年的客运量将超过30亿人次，巨大的客流量，足以支撑起高铁阅读的方兴未艾；高铁准时准点，时间相对固定，乘客有充分的时间分配；此外，高铁是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铁阅读的推行，宛如流动的“文化驿站”，利于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
阅读的关键，是人。乘坐高铁的旅客，多是经济较为独立的消费人群，他们对知识改变命运有着高认同度。这让高铁阅读，不仅有了公益的落脚点，更有了市场的赢利点。
客观而言，国人阅读热情的培养，还是要在背后轻推一掌。这就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共同打造出高铁阅读的热度，使之成为一件“同频共振”的事。文化机构、文化企业、互联网公司等社会力量，不妨对高铁阅读这块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并和铁路部门一起，在高铁阅读上进行探索和创新，像“地铁阅读”“航空阅读”一样，让人们在旅途中寻找“诗与远方”。（谢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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