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彬
近日，广东深圳警方为治理行人乱穿马路的老问题，放出了大招，在街头设立了“闯红灯曝光台网站”，公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人的照片以及身份证信息——虽然身份证号部分隐去第7-9位，但是不少公示照片并没有做打码处理。
对于如此铁腕治理，自然有赞成也有争议。有律师认为，此举涉嫌侵害当事人的隐私权。深圳交警回应称，这一措施施行之后，相关路口行人闯红灯的行为大幅下降，且此举合规，未曝光身份证信息，并没有违法。
如此看来，“晒闯红灯者”是人脸识别系统带来的执法进步，还是科技执法的“异化”呢？
首先，从执法程序说，不经法定处罚程序直接曝光当事人，可能有悖于程序正义。《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做出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申辩，只有充分保障公民的申辩权利，行政处罚才能成立。在没有听取当事人申辩之前，是不能处罚决定的。以平时停车作类比，车上被贴的罚单其实并不是处罚决定，而是“违法处理通知书”，在没有听取车主申辩之前，交警部门是不能做出处罚决定的。同理，行为人哪怕闯红灯违法，在被处罚之前也享有申辩的权利，交警不能不经法定程序就认定违法，并予以曝光。
其次，“晒闯红灯者”作为一种实质性的处罚，是否有法律授权？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乱闯红灯行为，应按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罚，不能“法外施刑”。而我们看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没有规定这种处罚种类。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这次“晒闯红灯者”与公示老赖的照片和身份信息有着本质不同。公示老赖信息是因为法院的公示有着《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授权，而且司法是社会矛盾的终局性解决手段。相对而言，行政处理是不具有终局性的，公民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司法程序进行权利救济。
当然，平台上展示交通违法者，也可以看作一种“执法公开”，但这需要警方拿捏好执法公开与当事人隐私权之间的尺度，既要让执法严肃、有威慑力，又不能让权力任性。比如在公示当事人的照片和身份证号码的技术性处理上，还有必要做出及时微调。
中国当下对于互联网创新管理态度是“包容审慎”，相对于私权利而言，基于互联网的行政创新，特别是直接关涉公民切身利益、荣辱的行政处罚，更需要强调“审慎”原则。
中国的法治进步、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同时需要“油门”与“刹车”。依法行政、程序正义的社会共识来之不易，也是中国可持续前进的重要基石。高科技的使用让中国的社会治理实现了弯道超车，中国社会治安水平得到普遍认可，但另一方面，公民面对行政处罚的申辩权、隐私权也应该得到合理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所有公民、法人和政府都应遵守法律。这次深圳的“晒闯红灯者”不妨看成一次民意、法理的试错试验，厘定权力与权利的技术边界。（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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