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昌松 律师
近日，安徽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无罪。此前5人均被以故意杀人罪刑事追究，其中2人被判死缓，1人被判无期，2人被判处有期15年。到2018年1月，5名原审被告人中被羁押最长时间者，失去自由近21年。
5名周姓被告人“故意杀人”冤案，被媒体称为“五周杀人案”，虽历经曲折，最终获得平反，同“念斌案”“缪新华案”等一样，都是在没有“真凶出现”的情形下，依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的，值得肯定。但也应看到，本案曾经过两次一审、两次二审，在第一次一审时法院即准备依“疑罪从无”原则宣告5人无罪，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冤案，让人扼腕叹息。“五周杀人案”形成冤案带来的最大教训是：“疑罪从无”原则若坚持得不彻底，或将成为酿成冤假错案的大敌。
“疑罪从无”原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大修时确立的重要制度。该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在这里，立法的态度很明确，刑事判罪对证据的要求必须严格，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才能定罪。哪怕案卷中有95%的证据指向被告人犯罪，仍有5%的证据链条未接上，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就应果断宣布被告人无罪，而不能是“疑罪从轻”或者“疑罪从挂”（长期拖延不作出判决）。
笔者注意到，2014年7月25日澎湃新闻即以《安徽司法恶例：被害人父亲法院自尽，被告无罪变死刑》为题，对处于申诉中的本案作了报道。报道反映，1998年10月6日本案第一次开庭，5名被告人当庭否认故意杀人，均指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并当庭亮看伤情；19名证人出庭作证，均当庭否定了以前的证言，不少证人当庭陈述公安机关对他们暴力逼取证言的情形。案件审理后，本案合议庭和安徽省阜阳市中院审委会一致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宣告5被告人无罪。这说明，当时《刑事诉讼法》大修经过一年多的学习研究，“疑罪从无”的观念，已经在不少法官的头脑中建立起来。
遗憾的是，审委会意见走漏了风声，被害人父亲周继鼎次日便到审判长办公室喝农药威胁，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情的处理立即出现急转弯。据报道，当时安徽省阜阳市中院未能坚持法律思维，最终一审判处2人死刑、1人无期、2人15年，是因为出于“维稳”考虑。安徽省高院二审发回重审，也只是将死刑改为死缓、其他不变。至此，“疑罪从轻”的错误观念战胜了“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第二次二审维持了这一结果，冤案最终形成。
反思本案，教训多多。此案审判之前的诉讼阶段，当地发生“一家五口深夜被砍，一人当场死亡”的重大恶性案件，当地党政领导和警方的破案压力很大。当地警方为了“命案必破”，抓到一点线索即当成“救命稻草”，前期对嫌疑人和证人暴力取证，后来被告和证人当庭翻供和翻证可谓必然。本案再次证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是酿成冤假错案的头号元凶。
在审判阶段，如前所述，法庭和审委会已经按照《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的裁判原则，作出了5被告人无罪的决定，可谓难能可贵，但“维稳”思维又让法院丧失了独立判断和法律原则，层层汇报，让当地党政领导的意志代替了法官的专业判断，冤案自然难以避免。这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当今正在进行的“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义，即“法官必须中立”，必须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必须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如此这般，即使审判前公检机关错误地对某人发动了刑事追诉，在审判阶段也能及时叫停。
另外还应看到，现在刑诉改革强调的庭审实质化，才是真正意义的“维稳”措施。拿本案为例，若让被害人的父亲周继鼎及其他家属通过参加庭审，即能了解到被告席上的五名被告人极有可能不是真凶，那样法院再认定他们无罪，被害人一方是完全能够接受的。我们说，被害人一方追究犯罪的迫切心理，也是想追到真凶，而绝不是想追究一个替身，反而让真凶逍遥法外。
期待本案在纠错之后，能够进一步彻查造成本案错判的各个环节，避免类似冤案的再次发生。（刘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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