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朝清
据报道，江西籍男子沈某曾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某木材厂工作，因老板王某迟迟不支付工钱，沈某伙同朋友找到王某，双方发生口角进而发生肢体冲突。沈某持凶器打伤两人，王某头部被打伤，重伤二级。近日秀英法院判决，被告人沈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亲属赔偿两被害人30万元，取得谅解。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近年来，“农民工讨薪”成为一个社会治理和民生诉求的痛点、难点。细究欠薪者的心态，无非是想方设法拖着、欠着，实在“躲”不过去了，最坏的结果就是给工人补发工资。如果想点法子、玩点心眼，或许还能将追债、销售商品的“任务”转嫁给工人。违规成本过低，成为欠薪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当利益、权利和尊严受到侵犯，一些人难免会产生不良情绪。新闻中的沈某，选择了最不该走的路，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不满。“讨薪不成重伤老板”，给他人带来了伤害，自己也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不论是“讨薪遭毒打”，还是“喝一杯白酒给20块”，抑或“板砖抵工资”，拿到工作酬劳原本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正当利益诉求，却被人为设置了种种附加条件。“讨”薪，天然就带着弱势一方的色彩。外来务工人员讨薪难，原因在于他们与用工方、中间商通常只有简单的雇佣关系，缺乏法律纽带的联结。面对缺乏背景和依靠的外来务工人员，强势的用工方或中间商就有了“欠债不还”的底气与胆量。
层层转包、环环拖欠，一旦利益链条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最终利益受损的通常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当讨薪之路处处碰壁，又缺乏正常发声的渠道，一些人无奈之下，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为此跳楼者有之，威胁“赌命”者亦有之。各种裹挟着焦虑、暴力、非理性等因素的讨薪事件，将原本正当的利益博弈激化为意气之争。在此过程中，讨薪被异化为一种“你狠，我比你更狠”的直接对抗模式，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这种极端的维权方法，错误在于忽视了程序正义。当利益表达背离了法治轨道，难免要为这份无奈的“任性”付出代价。毕竟，再合理的利益诉求，也只能在法治框架内解决。
但回溯这起两败俱伤的讨薪案件，伤人者固然要接受法律的惩罚，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打捞“沉没的声音”。每一起讨薪事件的出现，都是因为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为劳动者提供更加有法律保障的发声和维权渠道，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提高失信者的违规成本，让他们无所遁形，才能真正让“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于此而言，社会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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