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伟德
儿童作为易感人群，在春夏交季极易感染疾病。近期，各地儿科门诊人满为患，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陕西省、浙江省等地，儿童医院门诊病人数量突破历史新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江苏省连云港市、天津市、上海市却接连有医院宣布儿科停诊。
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一直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有关部门也反复出文，要求强化儿科的基础建设。比如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表示，将深化医教协同改革，支持高校设立儿科学专业。同时为了扩大医护人员的人数来源，原国家卫计委还决定，2015年9月中旬举行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儿科、院前急诊定向的考生可以加试相关专业内容，加试成绩可以计入总分。
降格以求和设立儿科学专业，有助于增加儿科专业人数的总量，解决人数缺口问题。但是儿科专业人数的缺口之大，让增加人数总量的工作长路漫漫。根据2016年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数据显示：根据2020年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要达到0.69名的目标，2016年，我国儿科医生数量的缺口为86042名。
时至今日，“儿科医生荒”的问题不但未能得到缓解，在个别地方反倒日益严重。何以形势反向而行？问题出在利益导向机制上：一方面，由于儿科的盈利能力太弱，属于医院体系中的“弱势群体”，虽然接诊的人数保持在高位，然而由于儿科的特殊性，其用药少、耗材少、大型检查少，不能像眼科、外科等其他科室，可以保持较高收益，为医院获得极高的经济回报。儿科一直处于“赔钱赚吆喝”的尴尬境地，就会给医院带来极高的营运成本和压力。在“以药养医”的惯性思维下，儿科可能就成了医院可有可无的“鸡肋”——留之不赚钱，取之不可惜。
另一方面，儿科作为医院的“低收入科室”，整体的盈利性决定了医生个体的获利情况。再加上儿科医生巨大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得从事儿科的医护人员从业意愿极低。就像医生圈内流传的一句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儿科既难以招进新人，又难以留住现有医生，人员流失的现象极其严重。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数据显示：在我国，平均每年每家医院都有两名儿科医生离开工作岗位。
不难看出，儿科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已然出现了恶性循环的态势。在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的反差下，从业者的就业意愿显然难以得到提高，要摆脱儿科医生“累、穷、险”的恶性循环，核心是薪酬体制改革，通过收入的增加来保证儿科医生的职业尊严，儿科医生的职业才会真正具有吸引力。因为，职业的敬畏、向往与奉献，除了从业者自身的思想境界，还要有大环境的保障与支撑。
从既有问题看，利益机制是破解“儿科医生荒”问题的关键，让医院的儿科有足够的盈利空间，让从事儿科的医生有比较优渥的待遇，让儿童医学的行业价值体现得更加充分，最终通过体系性的制度构建，让物质收益、风险控制、医患关系等各个方面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源头活水才会真正得到激活。通过公共财政的补助和内部利益分配的调整，让“小儿科”不再边缘化，“儿科医生荒”方能迎刃而解。（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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