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成文 北师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常务副所长
马上就到2018年高考季。每到高考季，家长、考生的焦虑总会逐步升级。
家长和考生关注的高考新政无外乎三点：一是高考成绩以外的加分问题；二是录取批次的合并问题；三是国家考试卷的采纳和使用问题。
对应以上三点新政来说：首先，控制和取消加分的政策，是要解决有关部门乘高考搭政策“便车”的问题，过去一些部门穿着各种“外衣”，寻找本系统本部门的加分，结果让加分膨胀到极致，造成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其次，录取批次的合并是模糊竞争的白热化，不同省（市区）政策不尽相同，但大都可以归类为二三本合并，或者一二本合并，但是究竟为什么要合并，大家的意见不完全统一，但这种趋势已经形成；其三，为什么将命题权逐渐上移到国家层面，原因之一是分省出题的质量问题得不到确保，而且国家命题体现了严肃性。
除了关注三点新政，家长还有三种顾虑，而这些顾虑是三个误区，造成了当前我国千万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其一，读大学必须选一流大学去读。如果不是一流，将来一辈子都会受委屈，比如即便你博士毕业了，也要问你本科是哪里读的。这个看起来正确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我们这个社会（少数机构）的弱宽容性。其实，社会的成熟度如何，主要看它对“浪子回头”的宽容和“后来居上者”的赞赏。
其次，非高考而不能成才。何谓非高考不能成才，就是说，不在高考这个跑道上成功，就再也没有补救的机会了。
其三，“非好专业，学了等于白学”。家长认为孩子必须得选择好专业，否则就等于“嫁错了郎”，一辈子没有向好的可能了。这样的情绪有可理解之处，但是不要忘记一个前提，选择大学志愿与选择郎君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什么是大学教育？大学教育的魅力就是为你提供纠错机会。
不能理性看待高考和考生的发展，是造成时下我国高考成为“社会病”的根源。要诊治“高考社会病”，笔者有以下拙见：解决高考社会性焦虑，仅仅靠改革招生方式和考试方式是不完整的。为老百姓提供更多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才是正确的方向。一旦优质机会多了，社会焦虑才会真正下降。
何为优质机会？拥戴“双一流”皇冠的学校是优质机会，具备“双一流”学科的大学以及处在“双一流”之外但却是地方重点建设的两三百所大学也是优质高教资源。可全国“双一流”大学加起来，区区不过四百所，它们所提供的优质高教机会也只是全部高招的五分之一。因此，做大蛋糕，探讨优质教育机会的增加，并不比怎么考、怎么招事小。是精细地分蛋糕还是做大蛋糕，教育主管部门要做好抉择。窃以为，二者不可偏废。过去十五年，我们有过很多有益探索。比如扩大招生、新建校区、中外合作、升格扩容等，都是不错的尝试。
做大优质资源的第二个思考，是借助转学机制实现普通高校与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以增加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美国加州公立大学系统沿用将近六十年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研究。让学生在离家较近的社区学院和州立大学学习一两年，然后经过加州大学的选拔机制，录取这些学生，让他们最终获得加州大学系统的学位，实质上是扩大优质高教的机会。如此安排，不仅可以扩大优质大学的容量，而且可以为考入名气相对不高且学费低廉高校的学生提供了获得优质资源的机会。假如我国优质大学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转学机制，至少可以多增加百余所优质学校，这将是功德无量的事。众所周知，我国不是没有转学，而是一些部门把它看作是特别资源，限制它，而不是扩大它，主管方面“怕出乱子”的思想还严重存在。
此外，广纳世界高等教育资源而用之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老百姓要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良好愿望是值得理解的。在我们资金困难、优质资源难以短期扩大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帮扶，让部分人才选择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可取的。
纳世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为我所用，是缓解我国优质资源缺乏，进而缓解高考社会性焦虑的良策。借助当前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政策之50万（或60万）的《留学中国计划》，鼓励更多学子远赴海外，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用来华留学的同等资助额度，资助我国优秀青年海外留学，不是过分的要求。大幅度扩大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奖励计划，更不是过分的要求。如果加大资助力度，将留学美国的学生增加到50万，到欧洲、澳洲和加拿大留学的学生增加到40万，到其他地区留学的人员增加到10万，这就无疑在国内新建了几十所水平相当于“211工程”的大学。利用他国资源收获更多的高等教育优质机会，何乐而不为。（洪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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