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封寿炎
中国电影历史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终于迎来了一部久违的佳作。《我不是药神》于今天（7月5日）凌晨起正式在全国上映，但在此前的大范围点映中，这部影片已经收获了爆棚的票房和口碑。其市场表现超出主创团队的预期，也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
在影视界一片架空历史、脱离现实、玄幻穿越的风潮中，《我不是药神》的脱颖而出，自然会被人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这也成为相关话题讨论的核心聚焦点。但是，如果只是片面强调其现实主义题材这一点的话，可能反而会忽略掉电影的艺术价值。好的艺术当然来源于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要高于生活。艺术有其内在规律，它不是对于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以艺术化的语言和手段，建构、重塑和阐释我们的日常生活，为它增加人文的温度和思想的深度，拓宽、挖掘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进而赋予生活超越于庸常的价值。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社会真实事件，故事情节可以说是平淡无奇，并没有什么脑洞大开的“无巧不成书”。当时把这件事登在报纸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新闻，而不是一件艺术作品。到了电影这里，之所以能让那么多人泪洒影院，引发如此大范围的社会讨论，就是因为现实题材经过电影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段的创作之后，以情感打动情感，以提问引发思考，以法、理、情的多重困境，甚至是难以化解的伦理悖论，触发人们讨论甚至争论的热情。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功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庸常的日常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静水流深，它在不动声色之间处处暗流汹涌，震撼人心。因为，人类生活永远置身于困境之中，困境推动着人性的展开，成就艺术作品的戏剧和情感张力。当然，戏剧的张力未必就要来源于善恶的冲突对决，最伟大的悲剧往往是善的冲突。事实上，在《我不是药神》里，我们很难找到反派，也找不到反面的邪恶势力。现代药品的研发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而且研发周期长，科研和市场方面的风险都极大，需要高额的市场定价、严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保护，才能保证药品企业研发和经营的可持续性，更好地帮助人类克服更多的疾病和伤痛。当现代医药面临的这一困境落实到普通患者个人身上时，伦理悖论就更加尖锐激烈。
影片中，在青年演员王传君饰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身上，这种冲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是一位普通的市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无法支撑他服用正版药物，要想活命就只能购买违法的走私仿制药，这是第一层困境。他对生命并不珍惜，但是自杀的念头和对于幼小儿子的父爱，又成为一对强大的力量，将他左右撕扯，使他置身于第二层困境之中。当他参与走私贩卖仿制药之后，一方面在违法中担惊受怕，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有效的治疗，改善了家庭生活条件。这又是一重困境。此时，自杀的念头早已远去，他相信自己能活到“当上爷爷”的那一天。这点卑微的、置于火山口上的“小确幸”，足以令他珍惜、感恩，但这种幸福的脆弱性，又使观众为他深捏一把汗。果然，他终究还是自杀了，当仿制药长久断供，病情恶化进入急变期之后，他终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吕受益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市民，过着卑微而懦弱的生活。然而，当电影的镜头聚焦在他的身上，透过那些平凡、琐碎、不足挂齿的生活细节，观影者情感的触角，早已被深深卷入影像之下汹涌澎湃的波澜。他甚至没有一处过激、张扬的表演，没有所谓的戏剧高潮，但在永远的谦逊卑微里，却让人“于无声处听惊雷”，感受到巨大的情感张力。面对这个年轻生命留下的黑白遗像，那种来自命运的重击，怎能不让人唏嘘惋息、潸然落泪。
影片中的几个主要角色都像吕受益一样，各自陷于自己的人生困境之中，承担各自命运的重量。这里有疾病伤痛，有中年危机，有公平正义，有家庭伦理，当然也有幸福和欢笑。它们交织共震，谱成了一部社会和生活的交响曲。而且，每位个体都成为一个辐射源，往外一层一层辐射，对人性、命运、家庭、社会、法律和制度提出一系列追问，在充沛丰富的情感之外，增添了冷峻的思想深度。
文艺作品要用中国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我不是药神》为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要讲中国故事，更要艺术地讲好中国故事。在这部影片中，尽管上海的街景，以及偶尔一两句上海话的俏皮对白让我们倍感亲切，取材于社会新闻的故事原型也让人觉得接地气，但真正打动情感、震撼人心的，还是它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人文温度和思想深度。这部影片的爆红，也许会引发一轮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勃兴，但愿在后来者的创作里，并不是只有对“真实”的再现，而忘记了文化艺术的真正精髓。（封寿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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