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音乐类综艺节目，尤其是网络综艺节目，涉嫌侵犯音乐版权的事件频繁发生。不难发现，对于一些音乐作品，先使用、后授权，不追究、不授权，已经成为一种行业的潜规则。
通常来说，绝大多数电视台还有一些网络播出平台，都会与音著协签署版权代理协议，每年也都会支付大量的授权使用费。然而，仍然有大量的音乐人，尤其是独立音乐人，没有加入音著协，也没有把作品授权给音著协代理。对于这部分音乐人，就需要单独获得其作品的授权，对于制作经费和制作周期都相对紧张的音乐类综艺节目而言，版权问题也就成为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
这种“忽视”实际上带有一种投机的心理。之所以存在这种心理，也正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国内音乐版权保护问题长期被忽视，造成音乐版权保护的法律环境没有被彻底被改善。
说到音乐侵权问题，话题永远定格在侵权容易、维权难，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一起维权官司，一打就是大半年，甚至更长。对于音乐人及其团队而言，耗时耗力，最后拿到的赔偿却少得可怜，往往得不偿失。长此以往，很多人就习惯性地选择了沉默，或者逆来顺受地接受行业的潜规则，忍受着各种侵权行为，被迫在版权保护中处在弱势地位。
殊不知，这样其实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为本来正义的事情来发声，形成一个沉默的螺旋。相反的，却让本身不规范的潜规则成为一种行业通则，甚至混肴了公众心中对音乐版权问题的正确认知。让公众把站在正义一方维权的人甚至当作是“来碰瓷”的，把先侵权、再道歉，不追责、不授权当作是一种常态。
这样的恶性循环，也是造成前面所说的，很多人对“李志式”的维权不理解，甚至是恶语不断的原因。“只是一个节目而已，用一下你的歌也没有什么，还给你增加了知名度和曝光度”，或者“毛不易唱你的歌是你的荣幸”，等等。当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时，是个人的素质问题；当很多人这么说时，则是对待音乐版权保护的法律环境和舆论环境的问题。
“执着却有节制”的维权方式
音乐版权的使用问题其实是一个极其容易理解的问题。一个作者创造了一个东西，谁要使用，谁就去获取授权。这里说的“谁”并不是节目中的歌唱者，而是音乐节目的主办方，他们在获取授权的过程中，责任无法推脱。在法律上，版权方可以在作品使用的时间和应用场景上做出限制。一般音乐版权授予的是在节目中演唱、改编的权利；节目后续的商业演出，演唱者后续的商演或者演唱会使用该音乐，都需要单独授权；此外，节目中歌曲形成的视频产品或者音频产品进行二次传播，也都需要单独进行授权。
如今，随着国内法律的普及和行业的发展，对音乐版权的授权有所了解的普通人其实并不少。然而，现实中，大众，甚至专业领域的从业者，却没有给予音乐版权问题应有的尊重。根本问题，还在于对于知识产权的不尊重，现实案例中对版权侵权案件的宽容。
翻看国外的相关新闻，到处可见因为音乐版权侵权，当事人被罚的倾家荡产的案例。在美国，2007年美国首例网络音乐下载侵权案，侵权人通过共享软件把1702首歌曲放在网上供人下载，被判向6家唱片公司支付总计192万美元的赔偿金；2013年，热门歌曲因涉嫌抄袭已故歌手马文•盖伊的作品，被判罚740万美元，创造了美国音乐史上版权纠纷中的赔偿记录。
如今国内被广泛的运用的音乐选秀模式，最早的形式其实都是起源于欧美的音乐选秀节目。对于这类节目的音乐版权问题，欧美更是早就建立了一套严谨的版权处理流程，极少出现版权侵权问题。因为一旦出现，在严厉的法律面前，必将面临版权方巨额的赔偿要求。
显然，对于如今国内的版权环境而言，“李志式”的维权，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公众对音乐版权的正确认识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实中，更多的音乐人，尤其是还没有获得广泛知名度的人，面对抄袭、盗用等侵权行为时，迫于现实原因，大多数选择的都还是沉默或者忍耐。
所以，永远不要嫌弃“李志式”激烈的网络维权方式。在面对侵权和不公时，相对于资本实力更加雄厚的侵权方而言，作为被侵权的音乐人，采取在更加公开，更加公平、更加透明的网络环境下，让所有的细节摊在阳光下，通过一种“执着却有节制”的维权方式，与大环境对抗，寻求更加公平的对话权，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实也是一种最为明智的选择。在维护了自身权益的同时，也是对同行和公众的一种影响，更加有利于改变当前音乐版权使用上的一些潜在规则。
只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健全与社会版权意识的双向提升，才能让音乐人的作品得到应有的尊重，才能让行业朝着更加成熟和规范的方向去发展，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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