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然玉
近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河北衡水市桃城区法院已向衡水市第一中学、衡水中学实验学校等辖区内所有相关学校发出司法建议，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进行限制。法院再次提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家长应主动履行法定义务，以免自己的失信行为波及无辜的子女，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
限制老赖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并非什么创新举措，而是相关法律法规中早已有之的规定。只不过，在此前很长时间，该条款多数时候都处于“静默”状态，很少在审判实践中被援引和激活。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密集曝出的一些案件表明，上述局面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以衡水市桃城区法院的此次司法建议书为例，其能动地运用司法权力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纸面法条的落地兑现，最需要的恰恰是基层法院的主动转化。
此事的看点之一，就在于当地法院运用了“司法建议”这一制度工具。这在法院审判中并不多见，多数人对此也不熟悉。实际上，“司法建议”作为“司法积极主义”的重要实现方式，在创设伊始就曾被寄予厚望。只是，不少基层法院似乎并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该工具，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此方面缺少相应的行动。桃城区法院此次主动担起责任、用足制度空间，因势利导发布专门的司法建议，堪称是经典样本。
此前，为了“限制老赖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各地也零星采取过一些尝试。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就是基于联合惩戒、协调治理的思维出台行政文件进行干预，比如说下发“通知”“意见”等，要求关联学校不得招收老赖子女；其二，则是顺着“依法办事”的逻辑由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高收费学校勒令老赖子女退学或转学。从现实影响和舆论反馈来看，这两种模式都有较大的限制性。
与之相较，司法建议书既不是行政指令，也不是协助执行通知书，其本质上只是一种建议，不具有强制性。也许很多人据此认为其力度偏软、效力有限，但在此类案件中运用“司法建议”的形式，其实有着无可替代的制度优势。首先，“建议”的姿态体现了对私立学校自主经营权的尊重，避免了权力的果断干预；其次，这样一份事前的法律告知最大限度推动了防范于未然，也避免了造成既定事实后再去强制退转学的麻烦和阵痛。
应该承认，教育消费有其特殊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吃喝玩乐之类的享受型消费。若是生硬地强制老赖子女退学、转学，很可能引发有关受教育权和司法人道性方面的焦虑。过往的一系列经验与教训都表明，在处置类似案件时，法律的严肃与灵活，刚性执法与人性关怀，必须是统一的而不是割裂的。而恰当地发布司法建议书，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宣教和风险警示，以事前的充分努力规避事后的两难困境，也许是能兼顾上述两种价值诉求的合适选项。（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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