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冯俏彬
“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这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视察小岗村所说的话，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
走进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心里竟有几分朝圣的感觉。自我进入经济学殿堂以来，翻开任何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书，小岗村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破土屋、煤油灯、血指印、杀头、坐牢、托孤……是什么样的生存压力，可以让这十八户农民铤而走险，挣脱集体耕地的禁锢，坚定地走向分田到户大包干？……这些问题并非没有答案，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身临其境、实地探察才能一知究竟。近日，跟随中央网信办组织的“改革开放看安徽”网络主题活动，我有幸来到了这里。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市，原名大严村，当年村里仅有20户人家，后改名为小岗村。顾名思义，村子坐落于山上，由于距离水源远、土地贫瘠，村民生活十分贫困。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村民生产积极性较低，是远近闻名吃“救济粮”的典型。当年的一场旱灾更是造成了小岗村颗粒无收，全村人处于生死一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岗村的十八位男人在昏黄的灯光下捺下了重要的血指印。
这张印着血指印的纸片开启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今天所有的中国经济教科书都会说，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这，正是基于小岗村“分田到户”、“大包干”的基础。
时间荏苒，转眼间四十年芳华已过。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回顾小岗村所走过的道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浓缩了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年的历程。在我看来，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个体（农户）在发展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这个阶段重在发挥农民个体的积极性。相对于公社、大队、生产队这样的集体组织，农民家庭是天生的共同体，利益取向一致，不需仔细核算，不会斤斤计较，从而克服了集体组织在劳动付出与利益分配方面的难题。说到底，这是对人性的承认与因势利导，由此也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在大包干的年代，小岗村的农民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令人深思的是，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小岗村也几乎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农民虽然解决了吃饱肚子的问题，但距离吃好、距离小康、距离富裕却还差得很远。究其原因，这个基于家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能解决“个体激励”问题，却不能解决发展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基础设施与外部环境的问题。
二是政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为农村发展塑造要素条件。在中国经济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朴素却十分有效的做法，即“要致富，先修路”。用经济学语言讲，即经济起飞阶段，基础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但是，道路、水利等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靠单个的农户家庭是提供不出来的，类似的公共产品必须基于某种形式的公共组织方有可能提供。因此，在这一阶段，小岗村所需要的大量投入主要源于政府投入。比如，针对小岗村缺水这一问题，各级政府共同投资实施了“引淮工程”，解决了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瓶颈。再比如，过去小岗村交通不便，但经过多年努力，现已建成了数条高等级公路，京沪高铁横穿其中的完善路网。再比如，近年来小岗村在义务教育、医疗、乡村建设方面均与全国各地同步，这也得益于政府的大量投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工农融合、城乡融合，以“四化”谋求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小岗村的经验证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好，也只能解决农民吃饱饭的问题，难以增收致富。政府投入再多，也不能保持农业生产持久向上。经济发展史表明，人类最终摆脱贫困与饥荒，还是在技术与商业大规模兴起、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鉴于工业化过程的另一面即为城市化，因此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必然道路就是城乡融合、工农融合，换言之，农业发展不能就农业说农业，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途是融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此，一方面固然需要政府外部投入与扶持，另一方面则必须激发农村内在活力，通过要素交换与优化配置将工业农业、城市农村、国内国际市场紧密联接在一起，进而实现共同发展。这就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确权的理论由来。放眼望去，这条农村通向工业与城市的双向车道才刚刚开启，距离真正实现尚有一定时日。
总之，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其四十年的历程，折射出个体、村集体组织、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相互依存的作用，折射出农业与工业、农村城市之间应相互融通的重要性。很大程度来讲，小岗村是中国四十年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缩影，其当初“敢为天下先”的辉煌过去值得铭记，但更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三农发展！（冯俏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