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彬

　　北大医院伤医一案，在20多天之后，终于等来了北京西城警方的处理。此前，就能否进行剖腹产，产妇丈夫郑某宇突然情绪激动，挥拳击打值班医生赫某，赫医生“被迫还击”。之后，郑家一家三口（甚至包括即将临盆的产妇）一同围殴赫医生。目前，郑氏父女因为涉嫌刑事犯罪，一个被刑拘，一个被取保。而事发近一月，赫医生仍在住院。

　　暴力伤医，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以及法律的严惩。“对暴力伤医，必须零容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此，对于医患关系，以及医疗与法治的关系还应做进一步的思考，深究医患纠纷矛盾发生的机制，探寻建设性的处理机制，起到曲突徙薪的作用。

　　首先，还是需要进一步构建完善的医患沟通机制和公平透明的调解、仲裁机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卫生部门到公安机关推出了一系列严惩医闹、重点保护医院医疗秩序的措施，一度嚣张地在医院设灵堂、停尸体、疯狂伤医的违法行为，都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医患之间产生的问题。说到底，医疗纠纷的调解、裁判机制要实现程序、实体双重正义，用法治的方法解决医患关系中的问题。

　　其次，也要构建医疗事故鉴定、医患纠纷责任认定、医患冲突司法介入程序的体制和机制。以此次暴力伤医案看，警方的调查取证、走访证人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按照相关司法鉴定程序，伤害案件的衡量，往往依赖于法医鉴定结论。依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等法医鉴定规范，相当多的伤情鉴定必须等到“伤情相对稳定”之后，“组织器官功能障碍”的鉴定时间更长，要在损伤90日后进行鉴定。这个“空白期”，是许多相关案件“迟迟没有进展”的原因。没有法医鉴定，警察就不能刑事立案，当然也就不能据此对案件当事人采取司法措施。这段“空白期”的存在，常常导致舆情汹汹 。

　　第三，法律要充分保障医生面对不法伤害时的防卫权，不能将防卫权的行使认定为医患互殴。在现有条件下，警察不可能为医院提供日常普遍性保护。面对突发的暴力伤害，还需充分赋权医生，让他们勇于自我保护。

　　在医患矛盾突出的当下，如何让医患双方相信法治，怎么让医患双方相信相关案件不会“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怎么让医患双方接受警方正常办案程序所必须的“延迟”，这些都是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当然，根本问题还在于如何构建公平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这样才能避免靠拳头和口水来解决医患问题。（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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