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伟德

　　11月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网站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遏制影视圈追星炒星的不良倾向，严格控制综艺节目嘉宾片酬，加大网络剧治理力度。但有制片人告诉记者，有明星明确提出不降薪，要求对损失换一种方式补偿。不过，也有上市公司董秘否认这一说法，认为违规操作不现实。

　　明星“限薪令”传言由来已久，政策动议也多次提上议事日程，广电《通知》的下发意味着“限薪令”终于落地。之前主要因明星片酬过高而挤占其他成本投入，导致影视剧和综艺节目粗制滥造的顽疾有望得到改善。较之主要明星片酬占到一部剧总体投资50%以上甚至高达70%的现实，新政规定，每个节目全部嘉宾总片酬不得超过节目总成本的40%，主要嘉宾片酬不得超过嘉宾总片酬的70%。此意味着明星片酬在总投入的占比将实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他制作成本将会得到提升，为提高制作质量提供相对有力的保障。

　　明星“限薪令”既有自身特色，也属于“外来品”——韩国影视业之前也有相同的烦恼，迫不得已采取了“限薪令”，明星片酬大幅下降并回归于理性，极大地缓解了明星支配下野蛮生长带来的恶性循环。不过，在长期的路径依赖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明星群体必然会“为利而争”，尤其是具有极强粉丝效应的一线明星，处于供不应求的强势地位，若不能加以强力监管和约束，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潜规则下，“限薪令”的制度安排极有可能被架空。因此，“换一种方式补偿”既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可能性，也是必须纳入后续防范的风险点。

　　但又必须承认，明星高片酬有其合理性。“明星效应”是最直接的影响力，粉丝经济所带来的价值附加，最终体现在明星的片酬价格上。即便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里面也有“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自愿原则，似乎并不宜受到外力约束与行政干扰。其间的真正问题在于，表面上的价值分配和价格失衡在供需之间出现了倒置，对于演员的价值分配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绩效化”，也就是未能从作品本身的质量和最终赢利能力来进行利润的分配。当然，明星片酬的过高并非演员本身的过错，主要是资本的过度追逐，导致了结构性失衡与供求关系的转变。

　　竞争就会出现水涨船高的局面，附带流量的明星成为资本疯狂追逐的对象，价格自然就会“奇货可居”。若是换一种方式，演员的价格最终取决于产品的分红，而非事前的包干或者预付，“以收定酬”就会形成鲜明价值效应，资方可以减轻高额成本支出带来的巨大压力，观众也能从质量上实现用脚投票。因为，只有真正有质量保证的作品，才会获得观众的青睐和巨大的盈利，演员们也才会把自己置于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的角色，避免拿高片酬却出工不出力，制造大批高成本烂剧的现象。

　　演员片酬是一个资源分配的过程，片酬过高则会带来分配不公的问题。调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回归合理与规范，根本上还得从供给控制转向于需求支配，也就是要调整演职人员的收入分配来源和结构。如果把影视产品视为一般的工业产品，基于人力成本的控制而实行“限薪令”无可厚非，但从尊重市场的规则出发，也需要用市场最后的反馈作为价值分配的标准。“以观众为主”的导向调整后，盈利的卖点和逐利的路径，才会真正回归于质量至上。也只有当绝大多数人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整个影视行业才不会被功利浮躁的供给所左右。

　　如此看来，谈论尊重市场的话题要有更广泛的视角，如果单纯解决供给而没有注重需求，高片酬与“限薪令”就会成为悖论。（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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