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班主任说，那儿有网吧、健身房，每天的工作也很轻松，一个月还会给3000元工资。去了才发现，每天从早到晚组装灯泡，并没有工资……”说起自己遭遇的“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15岁的西安技师学院一年级学生李丁认为，是学校欺骗了他们。

　　说是社会实践，却机械重复在操作流水线；说是工学交替，到了厂子却只是组装灯泡……待遇灰飞烟灭，无限美好的承诺悉数爽约。虽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尚未发声，但就校方漏洞百出的回应来看，这出“社会实践牌组装灯泡”大戏，恐怕难逃李代桃僵的诸般质疑。

　　几个追问，如鲠在喉。第一，如果是正经实践，校方何苦要编造“有网吧、有健身房”的漂亮谎言？第二，明明不少孩子未满16岁，为什么校方要再三扯谎说“所有的学生都是满16周岁的”？第三，既然是社会实践，有必要收学生的身份证来“代为管理”吗？第四，既然是“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感受社会的竞争压力”，为什么专业不挂钩，还非要从陕西省西安市千里迢迢到浙江省嘉兴市去实习？

　　连哄带骗地把不满16岁的孩子往流水线上赶，不让休息、不给薪资，这当然不在《劳动法》或者《劳动合同法》的范畴。这种路人皆知的“社会实践”，除了卖猪仔般贱卖了学生的劳动力，从教育教学角度来看，究竟有几分“善”的价值在呢？如果真的让学生自愿选择，请问有几个学生会接受这种1-3个月的剥削？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社会实践”或“顶岗实习”见怪不怪，何以禁而难绝？就在几个月前，同一家媒体刚刚曝光过同样在陕西省的陕西航空技师学院，说该校机械数控加工专业的300名大二学生遭遇了奇葩事：专业是机械数控加工，学校却强制让去广东省一电子厂实习4个月，不实习还疑似不给毕业证。东窗事发、媒体曝光，关键是，然后呢？

　　不客气地说，这些年来，一些技术院校业已成为拿孩子挣钱的职业掮客，自由游走在教育和市场之间。来自教育部去年的数据称，全国共有职业院校1.23万所，开设近千个专业、近10万个专业点年招生930.78万人，在校生2680.21万人，中职、高职教育分别占中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数左右。在劳动力价格飙升、用工成本激增的当下，职校技校很容易成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唐僧肉：一旦教育主管及市场监督对“社会实践”及“顶岗实习”缺乏有效监管，逐利冲动之下乱象频生，在概率上又有什么稀奇的呢？

　　15岁的孩子，被送到千里之外的灯泡组装线，背后究竟有多少或明或暗的环节与程序失守失责？这大概不仅是职业教育亟待纾解的现实问题。所谓“零容忍”，不如构建一种制度共识：职业学校的社会实践,须有红线和底线。如此，职业教育才不至于总会陷入“总拿孩子挣钱”的质疑，工匠精神等美好价值传承才能真正有所皈依。（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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