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上世纪90年代的“留守一代”今天已长大成人，并成为了“农民工二代”，而他们的子女却仍然继续在农村留守，成为“留守二代”。近年来，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呼声不断，相关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但据《财经》记者调查，学龄前留守儿童增多，留守年龄越来越小，单亲留守更加普遍，乡村结构基本瓦解，“留守二代”成长环境更令人担忧。

　　曾经，网上有一个话题，“当年那些留守儿童，后来都怎么样了？”这次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了“农民工二代”，而他们子女中的不少又成了“留守二代”。这一现象的实质是，过去不少人忧虑的留守问题的代际传递，已经真实发生。

　　这些年，从各级政府到社会组织、机构，在探索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有不少行动和付出。如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但就现实而言，这些公共的努力之于留守问题解决的复杂性、根源性，还远远不够。“留守二代”群体的出现，就是一道直观警示。且如报道所呈现的，较之于十几二十年前的“留守一代”，当前“留守二代”所面临的生活环境，更显逼仄。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继续推进，乡村人口进一步减少，良性的人口梯度结构已经不复存在，过去以不同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职业身份所建构的礼俗社会彻底瓦解，乡村社会的自我教化和净化功能更趋式微。在这个意义上，留守儿童不光面临亲情的缺失，正常成长所需要的小的社会气候，也产生了变异。我们常用“空心化”来形容一些乡村的凋败，但其给留守儿童成长带来的影响，或许仍被低估。

　　而在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也在或多或少受到新兴的互联网文化的影响，在缺乏外部指引和节制干预的语境下，一些留守儿童与互联网的碰撞，显示出失序的一面。最近有媒体披露的田野调查就显示，一些留守孩子正在被游戏工业所捕获。此前也有春节返乡文不无担忧地提醒：不少农村少年正在被手机游戏“吞没”，不懂“吃鸡”居然会被视作“文盲”。

　　一端是包含亲情在内的正常成长生活环境出现了真空，一端是任由网游来填满由此留下的“空虚”，这种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失衡和错位，给留守儿童带来的成长性损伤，无需赘言。

　　针对这一问题，这些年一些地方也开始尝试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以及有针对性地丰富留守儿童的课外生活，增加对他们的陪护。这些措施应该说是必要的，也的确在局部带来了积极影响。但从本质上说，这些行动或仍旧未触及留守问题的根源。这也正是留守问题为何会继续产生代际传递的根本原因所在。

　　众所周知，留守现象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带来的社会问题，它是结果性的，而不是原因。譬如城乡二元化发展的鸿沟依然清晰可见，户籍制度的壁垒，城市教育资源的有限开放程度，这些宏大的、制度性的因素，才是塑造留守问题的根源所在。或者通俗言之，在当前的流动社会，若相关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支持儿女随父母一起流动，留守问题也自然得以解决。所以，正如意见指出的，彻底斩断留守问题的代际蔓延，还是得多思源头之策，在制度安排上作出更大的针对性调整。

　　留守儿童群体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当他们成长起来走向社会，他们的生存、生活质量，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公共生活质量的一部分。没有一种童年必须经历分离，没有一种人生必须要从留守开始。留守问题已发展到今天的代际传递，我们的公共关照和改革力度应与之赛跑，多一点紧迫性。“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留守儿童也不应该被掉队。（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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