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田勘

　　12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联合美国医学科学院院长Victor J. Dzau、美国科学院院长Marcia McNutt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来自香港的警示》社论，呼吁全球各国科学院携起手来，就基因编辑研究及临床应用所应遵循的准则达成广泛的国际共识。中美科学院、医学科学院院长共同发文既是对当前生物医学研究的一种表态，同时也是一种担忧，反映出对基因编辑婴儿的不安。

　　中美科学院院长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因为使用CRISPR-Cas9技术来编辑人类基因组，已经跑在了科学、医学共同体为应对复杂伦理及管理问题所进行的努力的前面。

　　提到伦理和科学管理，会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并不以为然，并有多种理由反驳。一是科研无禁区，二是伦理和社会、人们的认知是变化的，三是科研是实打实的工作，用不着伦理和管理来说三道四。

　　事实上，远的不说，仅回顾二战以来一些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人及其研究结果对人们的伤害就可以知道，伦理和科学管理不只对于生物医学，对于所有科学研究都十分重要。伦理和科学管理对生物医学尤为重要主要体现为，这类研究可能产生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并对所有人造成伤害，而且生殖性遗传还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生物变异、物种和种族灭绝灾难。

　　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但生物或基因武器，以及化学武器流入市场毒杀人和造成严重伤害的事件却是千真万确的。

　　2017年2月13日，金正男被毒杀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警方调查其死于VX（维埃克斯，一种剧毒的有机磷酸酯）神经毒剂成分；2018年3月4日，前俄英双重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尤利娅在英国索尔兹伯里被发现失去意识，调查发现，导致斯克里帕尔父女中毒的是诺维乔克。

　　VX和诺维乔克都是生化武器，都可以用来在不同的场合毒杀更多的人，这显然是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这类武器，有些人认为只是管理和使用的不当，而非研究的问题，但今天，当核武器受到强烈谴责时，除了常规武器，生化武器就有可能取而代之核武器，这正是国际社会广泛担忧的原因。

　　生物医学研究的另一个重大隐忧则是通过遗传和物种变异及伤害造成的影响，尽管其没有表现出事实上的伤害，但却可能更为严重。

　　2010年5月20日，克雷格•文特尔《科学》杂志上报告称，他们首次培育出由人工合成基因组控制的细胞辛西娅，马上受到质疑和指责，称这一举动会产生新的生物武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就要求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用至少半年的时间来评估人造生命是否会给医学、环境、安全等领域带来的潜在影响、利益和风险，并责成该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提出行动建议。

　　5月27日，美国国会又召开人造生命听证会，达成的意见是合成生物学技术现阶段还不会立竿见影地引起环境、安全及伦理方面的严重问题，但需要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情况。

　　2015年4月，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团队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中编码人β-珠蛋白的HBB基因以治疗该基因突变导致的地中海贫血。试验使用了86个胚胎，48小时后，有71个胚胎存活，其中54个接受了基因测试，仅有28个胚胎的基因被成功修改，但只有一小部分包含替代的遗传物质。这一结果遭到《自然》和《科学》杂志拒绝，原因之一就是使用人类胚胎进行研究存在重大伦理争议。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生物医学研究涉及的人、生物和环境的安全处于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和严格管理之下，其一旦出事就是影响人类社会的大事。

　　正因如此，中美科学院院长发文呼吁达成基因编辑研究伦理管理共识的同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要求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聘用的科学家停止获取新的人类胎儿组织用于试验。

　　从中美科学院院长共同发文透露的担忧和一系列情况看，如果不能在涉及生物医学研究，尤其是胚胎、生殖细胞，以及涉嫌生物武器项目研究方面达成伦理和管理共识，这类研究只会停滞。之所以要达成管理共识和规定，当然是要保证科学研究只能造福于人而不是伤害人。（张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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