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欣红
又见奇葩证明。
家住广东深圳罗湖区桂园街道鹿丹村社区的朱先生为了继承父亲遗产,持街道办开的亲属证明到公证处,公证处却要求街道办核实并且证明街道办的证明是自己开的,不仅难倒了朱先生,也难倒了街道办。
在人们印象中,“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我爸是我爸”“证明我是我”之类的奇葩证明,应当已经成为“过去式”,没想到在大力推行“最多跑一次”的当下,类似的情况居然还会再次发生,公众的愤懑不满,可想而知。
据朱先生介绍,他父亲去年离世,去年11月他到社区开具了一份亲属关系证明,用以查询父亲银行财产。今年11月,为了继承父亲在广东惠州的一处宅基地,朱先生到惠州大亚湾公证处办理相关业务。公证处查看了去年的亲属关系证明后,于11月20日发了一份核实函到桂园街道,要求核实相关内容。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则表示,去年已经为朱先生出具过亲属关系证明,再次证明其系街道办出具,实在过于复杂。
时隔一年,朱先生办理事项涉及的财产数额较大,且公证处距离朱先生的户籍所在地深圳又较远,难以实地了解,出于谨慎起见发函要求街道办再予以核实,有其合理性,相关部门的难处也需要被理解,但民众所遭遇的办证之困更亟待纾解。
对相关部门来说,首先应要端正服务意识,主动作为,不能一味规避风险,推卸责任。必要的证明当然不可或缺,但若已经有了盖着公章的证明,却还要证明之“证明”,过度小心背后其实是思维僵化和缺乏服务观念。
其次,办证难也与制度设计不合理有关,部门间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缺乏协作与配合,以致出现信息孤岛,需要用各种证件来反复证明,这说到底也是一种“懒政”思维。以朱先生为例,惠州与深圳固然相距甚远,但在“互联网+”时代,证实一下父子亲属关系竟然成了难事,岂非笑话?
解决证明的功夫在证明以外。要解决公众为了一纸证明跑断腿的困局,需要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多做一些信息互联互通的事,多一些大数据意识,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互联网模式对传统办公模式的更新换代,改变过分依赖事前程序增加群众“办证明”负担的办事机制。如果真能如是,何愁不能从疑难杂“证”中解放出来?(胡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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