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涤明
2018年12月28日16时许，3辆运兵车、20名特警押解着江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抵达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公安局。至此，孝昌“8·24”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第一轮收网成功。江某等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犯罪行为会让家属也因此蒙羞，因为自己的照片登上了乡里和村里的“电信诈骗耻辱墙”。
电信诈骗者着实可恨，这会儿上了“耻辱墙”，不免让许多围观者有“大快人心”之感。而由此带来的压力，也可能会促使其他电信诈骗嫌疑人终止违法活动回乡投案。但尽管如此，这种实际上带有游街示众性质的“耻辱墙”，合法性与正义性存在严重问题。
治乱用重法，这没问题。但“重法”也是从法中来，而法律制度中没有的“法”，那就是“私法”。法治社会中，执法者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叫“法无授权不可为”，这种原则一旦被突破，执法权力便带有不确定性。
所以说，法律是一条红线，任何权力都必须在法律红线内活动而不可以稍有逾越，是因为法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正义，而权力的意志即人的意志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行为的不确定性。
更何况，不管是已经被抓的，还是尚未归案的电信诈骗者，在法院判决之前，这些人在法律语境上还只是犯罪嫌疑人。当然，不管是嫌疑人还是已决犯，都不该被上墙示众，这方面，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多年前就已联合发布过相关文件。追逃嫌犯，司法部门当然可以依法公开嫌疑人相关信息，但这个“耻辱墙”的目的主要用意指向在于“辱”，通过这种手段给电信诈骗者和家属施压，目的固然具有正义性，但目的正确并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否则，很多事情可能都“好办”了，但法治秩序却堪忧了。
游街示众、公开羞辱，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治理手段。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公众更是恨得咬牙切齿，都盼着早日铲除这一社会毒瘤。然而，如果说铲除电信诈骗的代价是牺牲法治，就注定不是完美结局。打击电诈与“不要法治”两者间“两害相权”，孰轻孰重，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近来，一些地方打击电信诈骗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株连子女上学、在嫌疑人假门上喷涂“涉诈户”字样、村民“联保连坐”，十户一组，一户出现涉诈问题，其他联保户停水停电1至5天，以示惩戒……敢问，今夕何夕？
如果说，一种严重而又难以治理的违法犯罪现象消失之后，法治精神在某种程度也随之“消失”，公共层面的代价，得不偿失。（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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