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然玉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网友为学生的行为点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既保护了自己，又做了好事。”但也有网友认为，“做点好事都需要留证据。”对于5名大学生的做法，被扶男子的家属表示，“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再去救别人，完全可以理解。”
从行为本身来说，先录像后救人，“救”总比“不救”要好；从行为后果来说，录像并没有影响救人，那么又有什么不可以？相较于过往发生的冷漠路人见死不救的案例，此事中五名大学生既有善心也有策略，在救人一命的同时也实施了很好的自我保护，表现简直堪称满分。
常识是，对公民个体的道德期许，永远不该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在碰瓷者频出、好人不时被“反咬一口”的当下，在人人自危但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语境下，我们不得不现实一点，但凡未曾丢掉最后的良知、但凡还是在见义勇为，就已经难得可贵了。至于说，“救人”的姿势是不是得体、手法是不是合理、态度是不是温柔等等，实在不该强求。先录像后救人，这番操作的确不是尽善尽美，却几乎已是那些心有疑虑的普通人所能作的最好选择。
人类的情感，本就是有价值排序上的先后之别。对于一般人来说，恐惧感、自我保护的心理，几乎都排序于道德感之前，人们不能以完美的道德律去要求任何人成为完人般的道德偶像。很多人觉得“先录像后救人”有些小人之心，有些“自私自利”，可正是“录像”这个事前的风险对冲，才让他们敢于去冒险救人。
见义勇为不是一件零风险的事，不要自诩能心无旁骛地去扶危济困。我们必须承认人性深处的敏感与畏怯，必须承认这个社会的复杂。让更多人愿意担起责任见义勇为，绝不能仅仅靠空洞的、不切实际的道德倡议，而是要从技术层面提供一系列抵御风险的保障。比如各地出台的“好人法”，就是一种抗风险机制。与之同理，救人之前先录像，则是另一种抗风险机制。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公力救济，后者是私力救济。
如果我们草率地、一刀切地否定先录像后救人这一行为，那么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再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不会录像也不会救人了吧？就鼓励见义勇为来说，“安全垫”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允许人们以各自的办法规避“碰瓷”风险，恰恰是社会舆论所能提供的“安全垫”。（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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