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石川

　　“6岁至17岁的青少年儿童中，超六成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3.21”世界睡眠日前夕，中国睡眠研究会于发布的《2019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皮书》显示，13岁至17岁的青少年中，睡眠不足8小时的比例高达81.2%，而在6岁至12岁的青少年儿童中，这一比例为32.2%。

　　青少年儿童睡眠时间不足，并非新话题。早在20年前，全国少工委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大型调查称：“46.9%的中小学生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9小时睡眠标准，其中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天睡眠不足7小时的占8.2%；7小时的占12.6%；8小时的占26.1%。”如今看来，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睡到自然醒仍是奢侈梦想，缺觉仍是普遍状态。

　　谁“偷”走了未成年人的睡眠时间？相关调查给出了答案，第一因素是课业压力，其次是信息家电，再次是噪音、声、光等睡眠环境，以及家长的睡眠习惯等。课业压力排在首位，恐怕没人持异议。由此，又牵扯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减负。据《中国教育报》2017年3月8日报道，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9道“减负令”，地方出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道。

　　减负令一个接一个，效果究竟如何？试举一例。犹记得多年前读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就知道孩子负担重了。巴金说：我常常同朋友们谈起端端（巴金的小外甥女，时年七岁半，念小学二年级），也谈起学校考试和孩子们的功课负担……大家都替孩子们叫苦，有的说：学习上有了进步，身体却搞坏了；有的说：孩子给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思想上毫无生气；有的说：我们不需要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子弟。巴金的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这说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仍然较重。

　　值得提及的是，巴金表示，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其实，巴金所盼望的教育改革一直推进，其中就包括减负，只是改革效果让人不敢恭维，这就直接导致孩子很难睡得足。

　　减负难，难落实，该怪谁？从常理看，教育主管部门有减负意愿，问题出在学校和家长身上。两年多前有媒体报道这样一个细节，一名任课教师表示，学校对教师评价主要看学生成绩和升学率，为了争夺学生的学习时间，只能给学生多留作业。“老师们管这叫‘拧’学生，仿佛每个学生的背上都有一根发条。”

　　学校“拧”学生，老师也“拧”学生，家长“拧”不“拧”呢？不言自明。你不“拧”，他“拧”；一人“拧”，多人“拧”，大家比着“拧”。“拧”来“拧”去，结果就是，“学校减负、社会加负”，“教师减负、家长加负”，减负减负，越减学生负担越重。如此一来，孩子睡眠时间不足，体质下降，比如，近视眼增多。谁都知道睡眠质量差会直接影响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但没有家长愿意“冒险”让孩子多睡觉，可怜天下父母心，社会竞争白热化，在“剧场效应”支配下，谁敢放松孩子？

　　无论“小眼镜”增多，还是孩子睡眠时间不足，背后的根本问题就是学生负担重，而这确与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有关，正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坦言，近年来，很多家长存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各种焦虑，学龄前儿童过早接受“小学化”教育，存在重智育、轻体育的现象。问题是，没有釜底抽薪之道，家长就会有焦虑，家长一焦虑孩子就“遭殃”。光呼吁家长不能焦虑，并无多大意义。

　　解决孩子“欠眠”问题，不可单兵突进，更不能流于形式主义——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口号落实口号。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减负话题，比如有政协委员认为，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化发展，让孩子不用从幼儿园开始就陷入高强度的学业竞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减负。还有政协委员表示，归根到底是“指挥棒”的导向出现了偏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体育学科评价机制。或可认为，谁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难开出药方。除了期待真落实之外，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解决之道应该是一抓到顶——根在上头（指挥棒），而不只是一抓到底。（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