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涤明

　　据6月5日华商报报道，2018年7月，陕西吴起男子杨登科公开举报19年前学籍被人冒名顶替一事引发关注。随后，已是副科级干部的冒名顶替者“黄登科”被当地纪委立案调查，后被双开。

　　冒名顶替者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或许在当地官方看来，这件事可以画上句号了。但现在，顶替者与被顶替者都有不服：在杨登科看来，虽然冒名顶替者已得到应有的惩罚，但谁来为自己被改写的人生买单？多次诉求无果之下，杨登科将“黄登科”等人以及原延安市农业学校等涉及此事的多个部门告上法院，要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索赔183万余元。而“黄登科”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当时我十五六岁，也是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

　　理论上说，参加工作特别是入党并走上领导岗位后，应该如实向组织汇报情况——这个问题上“黄登科”存在违纪责任，但放在某些现实语境中看这个事情，其中的纠结，也不能不给予一定的理解。而最不该回避的，是冒用学籍操作上“一个好汉多人帮”的问题，事实上，当初十五六岁的“黄登科”，更多的可能是处于“被操作”的角色之中。

　　尽管如此，毕竟是先造假，才有了后面考入公务员和升职为领导干部，现在将一切打回原形，天经地义。但“黄登科”隐瞒冒用学籍和真实身份这种违纪，是否达到应该开除的程度，辞退是否更合适？值得商榷。更要追问的，是帮助他操作冒用学籍成功的部门和相关人员，都该承担什么责任？

　　一桩毁了两个人前途的冒用学籍事件，不能是有处理、有交代就算完事，还要看处理是否公正、实事求是。现在，被冒名顶替者杨登科将延安市农业学校、吴起县教育局、县公安局、人社局、白豹镇政府告上法庭。此事件中，这些部门都存在违规操作、滥用权力、营私舞弊以及伪造证件等嫌疑，不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于党纪国法交代不过去，对杨登科和“黄登科”也都不公平。

　　比如2002年，杨登科考上全日制大专办理户籍迁移手续时，得知其户口已于1999年8月迁往延安市农业学校，随后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开了证明重新上户口，原来的身份证号后4位由0434改为0436。可常识是，重新上户口、身份证改号谈何容易？“相关部门”为何痛快地主动指点、办理新户口？当地纪委既已立案调查冒用学籍事件，正应该抓住“重新上户口”的疑点问个究竟，查清责任。所有的系列操作相关环节存在的疑点都一一调查，才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的正确姿势。最后只处理了“黄登科”一人，难免有息事宁人之嫌。

　　然而，如此处理即便“息事”，却无法“宁人”：因为初中学籍和身份被冒用，杨登科大专毕业后一直不能就业。按理说，政府相关部门应为此负责，但至今，官方对杨登科不能就业的问题没有说法，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纠偏的态度。现在看，有些事时过境迁，处理杨登科就业可能存在一定的政策障碍，但杨登科刚刚毕业向人社局报到时，人社局本该依法依规解决。如果是人社局拖延了问题的处理，现在可能会因此而承担民事责任、国家赔偿，是否还应有相关官员出来担责，而不能都是国家当“冤大头”？

　　总之，这一冒用学籍事件不能以开除“黄登科”而画上句号。（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