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 然
6月30日，内蒙古纪委监委网站刊发消息称，锡林浩特监狱原监狱长赵庆林等16人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人员席某某充当“保护伞”，致其被违规违法减刑，甚至在其服刑时脱离监管场所、重新犯罪。目前，赵庆林等16人已被开除、降级及撤职等，因已过追诉时效，未追究刑事责任。
挖通监狱通往院外的暖气地沟，随意出入监狱；服刑期内脱离监管，驾驶汽车交通肇事，致使1人死亡，并让死者顶包；交通肇事52天后，又伙同他人在一娱乐场所制造了一起1人被重伤害的刑事案件；编造虚假考核材料，获得减刑被提前释放……网友的评论——电影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当地纪检部门的通报——大肆造假、毫无底线，目无法纪、擅权枉法，触目惊心、令人发指，都足以反映出该案的魔幻现实程度。
不过，与案件情节的严重性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为席某某大开方便之门的16名狱警，只是遭遇开除、降级及撤职等纪律处分。按照通报的说法，这是因为过了追诉时效。但是，如此恶劣的行径为何十余年后才因扫黑除恶被意外揭露，还需要反思。而且，仅仅16名狱警就可以完全对这样一起被定性为“令人发指”的恶性案件负责吗？
相关新闻报道中提到，席某某在当地是有名的黑老大，2002年因抢劫罪被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服刑期间先后三次获得减刑共4年6个月，2007年出狱。直到2017年，他纠结多人敲诈勒索当地一家煤场被控告，引起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关注，2018年被捕，赵庆林等人亦被牵连出来。
如果说，对挖通监狱暖气地沟的做法不闻不问，允许席某某住单间、开小灶等，尚在监狱长可以运作的权力范畴，可车祸能够顶包，娱乐场所制造刑事案件依然获减刑，出狱后依旧恣意妄为，这些背后难道只是一名监狱长的“内外通关”权力？性质如此恶劣、跨度时间如此长、涉及多宗“罪与罚”的案件背后，是否还有监狱外的腐败，有无更高级别的“保护伞”，应该进行更彻底的查处。
就目前公开的信息看，此案眼下仍只是揭开盖子，内部疑点太多，依然呈现出较强的神秘色彩。而案件越是离奇，越应该通过强化信息公开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消除社会疑虑；越是极端，越要检索常规制度背后的漏洞。更进一步言之，案件在过了追诉期后才被意外揪出，在此前多年的时间里，到底是什么让锡林浩特监狱成了监狱长的“独立王国”？又该由谁对这种系统性沦陷负责？这些都不能因为时间问题就淡化处理。类似现象在各地的监狱中是否只是特例，也有待系统性的举一反三。
本该用来惩罚和改造犯罪分子的监狱，却成了黑恶势力与“保护伞”互相勾结的窝点，这无疑是一种讽刺。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监狱内犯罪分子的随意进出、监狱长的一手遮天，深刻揭示出某种权力自由裁量的任性。正是这种松紧有别的权力操作，让正义蒙尘，也塑造着社会对于公权力的观感和认知。
由扫黑除恶行动牵连出的权力“保护伞”，这不是第一例，想必也不会是最后一例。不少案件的情节都表明，黑恶势力的滋生背后，往往都对应着公权力的腐化堕落，甚至一些案件中形成了黑恶势力与公权力的同构。这再次还原了一个常识：扫黑除恶，重点还是要查处那些变异的权力；而扫黑除恶的力度，正对应着对“保护伞”的挖掘深度。（任 然）
“技术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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