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　伟

　　8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日前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医保局联合印发《北京市促进诊所发展试点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鼓励在医疗机构执业满五年，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资格的医师，全职或兼职开办专科诊所，鼓励其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同时，诊所服务价格实行自主定价。

　　鼓励在医疗机构中的中高级医师，全职或者兼职开办诊所，本意还是鼓励多点执业。从2009年起，广东、四川、北京、江苏等地就开展了多点执业的试点工作，其意在于打破人才编制限制，尽量合理化分配优质医疗资源，实现人员的上下流动，让患者在基层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师资源，有效缓解“看病难”的困局。与此同时，也能通过医师兼职性多点执业，“多劳多得”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让医师群体更有职业归属感。

　　在欧美很多国家，医生是高收入群体，社会地位比较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医生都选择独立执业或者在医生集团里执业。多点执业的政策初衷在于让医生在不挪窝的情况下，通过兼职的方式获得更多的收入，“一举两得”达到多赢的效果，国家、医院、医生、患者等各方都利益均衡，多方受益。

　　然而，这种理想化的状况并不那么容易实现。目前国内的优秀医生多点执业依然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中。《医学界智库》发布的《2018中国医生多点执业现状调查报告》显示，17%的参调医生在2018年有过多点执业的经历，且高度集中在儿科、中医科等少数专科上。对接多点执业的方式，主要靠朋友推荐与其他医疗机构主动对接，且有高达近六成的人到民营医院进行多点执业，诊所和门诊部固然也有37%的比例，但独立开诊所的并不多。

　　多点执业试点了近十年，参与多点执业的医生数量占比依然较低，体制和机制性障碍未能得到消除。一是编制意味着身份依附，越是优秀的医师越无法摆脱体制性束缚，以及用人单位带来的平台干扰。名医具有强大的引流效果，外出时间较多，势必给原医院的收入和管理带来影响；二是多点执业带来的执业风险，也影响了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若没有健全的风险保障与医患调解机制，外出执业引发的医疗纠纷和医疗风险，就难免让各方投鼠忌器。

　　相较而言，高级医疗人才独立或者兼职开办诊所，在多点执业的路径中最值得提倡，不但可以激发当事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其社会影响力得到充分释放，还可以契合既有的全科医生和家庭签约的政策趋势，实现优质资源的基层化和基础化。2014年首次召开的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工作会明确，将探索建立医生自主创业制度，允许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缓解居民看病难、看专家难。这一诉求的实现与路径探索，不宜仅限于倡导，而应有充分的政策激励与保障。

　　破解编制所形成的人身依附，让医生真正摆脱从业单位的限制走出来可谓知易行难，在时下沉重的工作负担下，医生并没有多少时间参与多点执业，更多属于“公派性质”，积极性就难以得到释放。要让优秀的医生们走出来，做到内外兼顾并实现利益均衡，应像鼓励事业单位或者专业人才创业那样，提供优惠待遇，解决其后顾之忧。同时，在开办诊所的程序上应更加简化快捷，享受医联体信息共享和纳入医保范畴等优惠政策，同时在评级评职和养老保险上获得公平对待，再加上市场自主定价所带来收入递增。如此，医师全职或兼职开诊所的制度之善才会真正落地。（唐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