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进展，但输入性疫情和无症状感染者风险，提醒我们疫情防控还未到可以放松之时。相关部门日前明确，一些地区将很可能较长时间处于疫情防控状态。

　　上述现实，决定了我们在继续关注疫情的同时，也得直面常态性的疫情防控，可能给社会行为规范、社交距离乃至社会心态带来微妙变化。

　　比如，4月4日上午从上海站始发的G7060次列车上，就有乘客因为脱口罩吃饭引发了其他乘客不满，最后双方发生冲突；另外，这段时间，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因戴不戴口罩、扫不扫健康码而起的矛盾事件。这些疫情下的社会现象，为观察疫情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影响，提供了现实案例。

　　以高铁乘客摘口罩进食为例。高铁毕竟不同于地铁车厢可以完全禁止进食，铁路部门也没有发出相关明确禁令，那么，坐高铁进食，也就很难用违背规则来定性。但从防疫角度，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尽可能少为好，一些乘客的担忧，也就未尝毫无道理。这种看似模糊的界限，其实更多需要具体情境下的个体去把握，而不能完全依赖于事无巨细的规定去裁定。

　　如列车员就建议乘客错峰进食，并且在进食前可以提前与周边乘客进行沟通。这或增加了高铁进食的复杂性，但却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乃至冲突。其实，即便没有疫情因素，这也不过是公共社交常识——个人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必须要关照对周边环境和他人的影响。说到底，这与往常高铁上诸如手机外放音乐、大声喧哗等习惯引发争议，其实是同一性质的事件。只不过，在疫情影响下，人们的容忍度可能更低，它需要每个人都更加注意，更多一些换位思考和互相尊重。当然，反过来，也需要“他者”多一点包容，过激反应只会适得其反。

　　疫情是对社会的全方位考验，其中也自然包括社交规范、行为模式等。据说在热衷于聚会的美国，目前也开始流行“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如消费者在超市购物排队，也开始注意距离。对应到我们，也确实需要重新思考“亲密”关系的界定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行为习惯。

　　这次疫情发生后，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再次出现。对中国这样一个未适应分餐制的社会来说，普及公筷公勺与其说是一种就餐礼仪的改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观念的更新。我们习惯把共用餐具视为一种信任和接纳，而公勺公筷则有可能被视为生分甚至是嫌弃，但就现代观念来看，它无关排斥和距离，而不过是一种相对更卫生的就餐习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疫情的特殊性，讨论疫情下的公共社交规范，可能不完全适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群己权界”。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就有过这样的论断：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我们或可将之理解为，传染性疫情也可能引发道德危机。

　　正常的“社交距离”在疫情时期可能面临挑战，一些看似正常的行为可能被视为是“不道德”的，如高铁进食引发的争议；再比如，疫情可能加剧群体心理的“敏感化”，容易催生非理性过激反应甚至是歧视。像个别地方对于疫情重点地区人员予以标签化对待，甚至严重到恐慌程度，这是非理性的，也不啻为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比疫情本身更值得警惕。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这是疫情期间被广泛宣介的理念。但落到现实中，它需要体现在每个人的具体行动中。应该清醒的是，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并不等于冷落、冷漠和互相排斥。相反，面对传染性疫情，最需要的是社会各个单元、个体的互相配合、包容与合力应对。任何的“以邻为壑”的做法都将放大疫情带来的伤害——身体意义上的，道德意义上的。

　　抗疫不只在现实中进行，也在每个人的内心进行。我们如何重新界定与他者的“距离”，我们如何重新审视公共社交规范，如何看待个体的责任与义务，都需要每个人有新的思考、省思，警惕疫情打开人性的“潘多拉魔盒”。疫情还将持续多久，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疫情应该让我们变得更开放、信任、包容，而不应是更封闭、更多猜忌与隔阂。（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