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2020年全国两会大幕将启。据媒体报道，民盟中央今年拟提交《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案》，提出探索建立从怀孕到孩子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缴纳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

　　鼓励生育已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育儿成本无疑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现实出发，我国有必要考虑发展0-3岁普惠性托育。这是降低育儿成本，鼓励生育意愿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0-3岁托育问题，是近年来两会热议的教育话题之一。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有近5000万幼儿有托育需求，但入托率只有4%（指在正规托育机构的幼儿人数占这一年龄段幼儿总数的比例）。由于有资质的托育机构少，我国早教市场乱象不断。

　　去年5月，为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但总体看来，构建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主要强调市场的作用，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梳理社会力量进入的堵点和难点，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政策引导以及建立规范标准，并不承担投入责任、兜底责任。完全把0-3岁托育服务交给市场，托育服务也就会根据市场需求定价，在托育服务供给不足而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

　　这和3-6岁学前教育阶段存在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是同一逻辑。在2010年之前，我国各地的3-6岁学前教育，主要由市场提供，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占总教育经费的投入只有1.3%，导致总体学前教育资源匮乏，公办学前教育资源更少，各地都存在“天价幼儿园”的情况，家长感慨幼儿园保教费超过大学学费。

　　针对这一问题，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发展学前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并启动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强调政府的投入保障责任。今年，我国将实现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5%，普惠园率80%的学前教育普惠发展目标。而就是如此，“入园难、入园贵”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以此观察，发展0-3岁托育服务，要满足幼儿的托育需求，减轻家庭的托育负担，也需要明确托育服务的公益性、普惠性，也就是说，要强调政府对托育服务的投入、兜底责任。从发达国家的托育服务发展看，0-2岁托育主要是照看服务，强调安全、卫生，因此，主要由卫生部门、民政部门负责；2-3岁托育已经有早期教育的内容，因此纳入学前教育体系，提供2-6岁学前教育。

　　要满足托育需求，并减轻托育负担，我国可以把2-3岁托育纳入学前教育体系，“托幼一体化”，由幼儿园开设托班，接受有需求的孩子入托。以前我国很多幼儿园是有托班的，但是由于幼儿园学位不够，要解决3-6岁孩子的入园问题，因此幼儿园普遍取消了托班。当前，由于学前教育将基本实现普及化，已具备条件在幼儿园开设托班，并按普惠要求提供托育服务，这就可以较快增加托育供给。

　　发展托育服务，关键在于要明确托育服务的普惠性，而目前发展托育服务，还主要是“政策引导，普惠优先。”当然，明确托育服务的普惠性，需要转变理念。强调托育服务的普惠性，不仅是鼓励生育的需要，也是育人的需要，政府要首要保障基础教育。另外，也需要有财力支撑，这进一步则牵涉到增加教育投入，以及根据新的理念进行教育经费的重新分配问题。（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