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昌俊

　　继在2019年两会，建议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起刑点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调至十年以上至死刑，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又建议将收买被拐妇女新发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目标考核，对于收买妇女严重的地区，考核目标与领导提拔任用、公务员绩效工资等多项指标考核挂钩。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可谓社会毒瘤，对之予以严厉打击有着高度的社会共识。近些年，不管是在相关法律修订，还是治理技术手段的运用上，如建立失踪妇女儿童DNA数据库，利用人脸识别等手段提升数据筛选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相关数据显示，拐卖儿童犯罪呈现下降态势，2018年中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606起，比2015年下降19.8%，比2010年下降78.6%。

　　根治这一犯罪行为，的确还有较大的治理提升空间。张宝艳的建议，无论是呼吁加大对“人贩子”的量刑，还是要求将打拐犯罪纳入地方政府考核，都是对治理现实的一种呼应。从舆论反馈看，社会认同程度也较高。不过，某项具体事务是否应纳入地方政府考核范畴，毕竟需要多方面的利弊权衡，很难“一呼即应”。另外，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地方政府或干部考核似乎成了一个“框”，但凡提到要重视治理，都往往呼吁将之纳入。对这种现象，社会存在不同看法，且实践效果也未必“一考核就灵”。

　　更何况，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就已经指出，对拐卖人口犯罪严重、防控打击不力的地区，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实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因此，相对于纳入考核这个具体的制度设计，该建议背后的初衷和针对的现实，或更值得重视。媒体报道称，多年的寻亲工作中，张宝艳发现被拐的妇女和儿童在当地很容易被发现。“在农村，谁家多了个人，村里很快都会知道。”她说，有些被拐孩子上户口或者上学，需要村委会出具证明村干部对这些家庭收买被拐儿童应该是有所了解，但由于怕得罪人，不敢担当作为，所以被拐儿童在当地得不到应有的帮助。基于此，建议把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新发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目标考核之中，同时与领导提拔任用等指标考核挂钩，有助于压缩基层对于拐卖现象排查不严、不敢担当的“合谋”空间。

　　这其实提示的，正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最后一公里”的治理问题。如近日网络上也有类似的建议：修改法规，落实被拐卖妇女儿童落脚地乡镇一把手的法律责任，落实当地公安户籍管理法律责任，使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无法在当地落脚，无法办理户口。这类建议的具体操作或仍有商榷必要，但压实落户环节给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留下的空间，的确很有现实针对性。

　　要知道，户口登记属于最基层的事务，在由上至下的打拐治理链条中，它恰恰处于末梢，落实力度难免有所衰减，而这个环节之于打拐又非常重要。一方面，多数的拐卖行为，最终都牵涉到对被拐卖人员的户口重新登记，这个环节加大信息比对力度，就可以提升治理效率，让更多拐卖犯罪无处遁形；另一方面，户籍信息管理更严格，也有助于打消一些人的侥幸心理，从而在源头上控制拐卖犯罪的诱因。再者，从监督角度，基层社区特别是农村，还属于熟人社会，人口的变化情况往往很难是“秘密”，如果有相应的责任强化或鼓励举报机制，也有助于瓦解拐卖犯罪的现实土壤。

　　因此，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不是必须纳入政府考核，效果又如何，仍有讨论必要。但是强化基层排查、监督和人口登记方面之于打拐的作用，有效填充“最后一公里”的治理真空和盲区，理当被重视。（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