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青

　　6月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桩解除合同纠纷案。一方是霍尔果斯达达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方则是原属于该公司旗下的女艺人代某。简单来说，代某要解约，公司将她告上法庭，向她索要包括违约金、预期收益在内高达千万的赔偿。但公司方一审败诉，不服，二审维持原判。

　　这样一起劳动合同纠纷为什么会引发舆论关注？有两个看点，一是“娱乐圈”，二是“性骚扰”。娱乐圈本就是话题圈，代某参演热播剧《庆余年》，有一定知名度。代某要解约的原因是她被公司法人聂某长期性骚扰，聂某掌控着公司，自然也就掌控了公司艺人的前途。

　　聂某已婚，却公然摆出追求代某的样子，利诱不成就威逼，被拒绝后扬言说：“即使对方交往了男朋友，也会不遗余力地毁掉代某的男朋友。”对代某来说，与公司的合约就成了最大的束缚。如果不想忍受屈辱，就只有离开，可是解约却面临高额违约金。聂某正是利用手中权力，享受着对旗下女艺人职场生涯“生杀予夺”的快感。如今，法律的判决为代某撑腰，维护了其合法权益。

　　某种程度上看，代某面对的是性骚扰受害者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来自权力高压下的潜规则，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污名化”。这种双重压力，也是绝大多数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所面对的。拒绝可能意味着事业中止，公然反抗同样容易将自己置于非议中心。舆论谴责施暴的人，但很多时候也没有“放过”受害者，当公众目光投向受害者时，仅仅一个“为什么要让他得手”的质问，就足以发散出许多暧昧的遐想，而那些以“想当然耳”的态度讲八卦的嘴脸，也不啻为一种骚扰。

　　微博上曾有过一个调查，关于女性从小到大是否遭遇过性骚扰或性暴力，4.5万人参与，八成选择了肯定的答案，而其中3.2万人的选项是：“是，骚扰人没有受到惩罚”。

　　遭遇性骚扰后，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有可能是因为权力威逼，不得不低头忍让，更与舆论中一直存在的“受害者有罪论”密切相关。比如，一讨论“咸猪手”，女性着装就必然被说长道短。可事实上，关于性犯罪的研究告诉我们，性犯罪者选择对象的时候，他们接收“信号”和服装无关，而是和对方的强弱有关。在英国曾经有一个服装展，是众多在公共场所被性骚扰的女性当时身着的衣服，大多都是最普通最日常的着装，与露、透、短并无关联。然而，偏见是那样根深蒂固。改变偏见，需要对常识的不断重复。

　　面对权力和污名的双重骚扰，代某这个年轻的女演员勇敢地反抗，并得到了法律的支持。这起案例，在某种程度上，对许多遭遇过或正在遭遇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来说，都是一种鼓励，只有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勇敢地站出来说“不”，才能够摆脱这种伤害，才能让所有性骚扰的受害者明白，她/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