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成

　　像是一出戏剧。7月11日，浙江金华，一位患者的家属在医院大闹，反复表示医护人员态度不好。一名男子自称是拥有6万粉丝的大V，用手机直播大闹护士台的全过程，后经证实为出演《我是路人甲》的演员姜涛。护士忍无可忍，请出了粉丝440万的大夫，并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对闹事男子等人进行了法制教育。

　　此事在网络发酵后，大V医闹遇见大V医生的梗不胫而走。6万和440万的对比，也成了网友们争相调侃的点。我们当然不能单纯地以粉丝量论大V，但是一个6万多粉丝的演员，就认为可以凭借这份关注度威胁医护人员，却值得进一步反思。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舆论的一些问题。

　　舆论，当然是社会监督的一部分，也是无助者表达诉求、获取同情和支持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如果维权只靠舆论，或者利用舆论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同样是不健全、不健康的。甚至，有时候还会走向社会效益的反面。所以，我们还是要摆脱“名人维权靠大V，普通人维权靠闹大”的惯常路径。

　　回到金华这一事件中，如果没有一个440万粉丝的医生大V出面，对方“认怂”会来得如此之快吗？从医生的后续微博来看，该男子还在不依不饶，想让医生删微博。由此也可见，一时的冲突虽然以警方的批评教育解决了，但是医患之间的实质矛盾还是存在的，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如何让没有大V的医院，也能抵御恶意医闹者的舆论围攻；如何不靠大V出面，也能解决问题；再站在患者的立场进一步讲，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也都应有合法维护自身权益的畅通渠道。医患之间的纠纷，一旦到了诉诸暴力或言语攻击的地步，都说明已经造成了伤害。

　　为此，2018年6月，国务院曾通过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着重强调了“预防”。《条例》要求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医患沟通机制和投诉接待制度，设置统一的投诉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以便患者进行投诉或者咨询。这就是从制度上把医患矛盾按在专门的解决渠道内。

　　此外，该《条例》总则第七条还规定，“建立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发挥保险机制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第三方赔付和医疗风险社会化分担的作用，鼓励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鼓励患者参加医疗意外保险。”再好的医疗机构，再有实力的医师，都不可能把医疗风险降到一点都没有，这就需要保险来对冲。

　　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交通事故。现在，随着机动车保险，尤其是商业保险的愈发成熟，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场景：发生事故后，双方并不争吵，而是各自拍照，然后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等候处理。这背后，就得益于风险分担机制的成熟，让当事人有了理性和放心的选择。同样的道理，医疗纠纷也应有类似的机制。

　　这次，大V遇到事，想到的是靠自己的粉丝闹；下次，老板遇到事，会不会想着靠自己的员工闹？师父遇见事，会不会想到靠自己的徒弟闹？成熟的社会应该努力消除这类“自我解决”的下意识。“大V医闹”给我们的启示，绝不是每个医院都该培养一个大V，而是从社会层面，能够有一个解决纠纷的共同按钮。（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