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土土绒

　　一篇暗访报道，把代孕这个“隐秘的角落”再次拉入公众视野。报道称，受疫情影响，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国内代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供卵者补偿金、代孕妈妈佣金等费用也水涨船高。甚至有的代孕机构被查之后，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代孕，指的是由需求方提供精子和卵子，或者提供精子、卵子其中之一，通过代孕妈妈的子宫孕育、生育孩子的行为。很显然，这个过程打破了传统的生育秩序，必将带来一系列法律、道德、伦理等社会问题。因此，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就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

　　但是，一方面，这些规定都只是行政规章，在法律层面并没有明确规定。而现有规章制度，主要规范的是正规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行为，对于个人、中介机构则缺乏执法依据，难以管理。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应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与动辄几十、上百万的代孕费用比起来，3万元的处罚显然不值一提。

　　另一方面，渴望养育孩子的巨大市场需求，也推动着地下代孕产业走向“繁荣”。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生育障碍的夫妇比例为10%至15%，其中需人工生殖辅助技术介入才能怀孕的约有20%。不孕不育家庭、失独家庭等对孩子的渴求，是人之常情。地下代孕市场的“红火”和超高价格，就是这种需求的真实写照。

　　这也提醒我们，地下代孕乱象固然亟需规制，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能“一骂了之”。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修正案)》草案在审议通过后，删除了“禁止代孕”条款，一度引发公众对“代孕合法化”的猜测。2017年，《人民日报》刊文讨论“代孕是否可放开”，又引起了一波讨论“代孕合法化”的热潮。去年年底，全国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开庭审理引发热议。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建议赋予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育技术的权利（包括冻卵），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这些充分说明了公众对于代孕、冻卵等人工辅助生育技术有着复杂的心理，既有渴求和同情一面，也有担忧和排斥的部分。

　　代孕是一个极其复杂，也值得关注的问题。完全禁绝，实际上并不能做到。但现在将其合法化，恐怕也为时过早。目前来看，首先国家应该尽快从法律上明确态度，规范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避免在执法过程中无法可依的窘境。

　　此外，广泛而充分的社会讨论有助于凝聚共识，让人们对代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以及如何规避风险、解决争端产生更多的认识，并由社会观念的转变，推动相关政策的逐渐改变。例如，这两年对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一环“冻卵”，讨论的热度很高，“放开”的呼声也很高，是否可以在有关部门的指导、规范下，先推动“冻卵”的合法化，逐步满足大众对生育的需求？

　　另外，养育孩子并非只有代孕能满足，适度放宽公众领养的条件，健全领养、过继孩子的规定，也是途径之一。当然，领养、过继也涉及复杂的伦理、社会问题。但是，孩子是关系到千万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对于人们养育孩子的愿望不应回避，而应在深入研究、理清头绪、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出更精细化的规定，让公众的正当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土土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