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美国更需要调整内政外交

南之默　刊发时间：2010-01-04 18:29:08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中小]

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八年任期、反恐的八年战争，迫使美国不得不在2008年作出内政外交的调整。作为其标志性的事件，是美国出现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因而，在过去的2009年一年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的内政外交上都作出了积极的调整姿态与步伐。在内政上，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并

最终在参众两院闯关成功；与此同时，对美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与规划，并着手借清洁能源经济为美国制造下一个经济动力与新的增长点。

在外交上，美国的战略部署调整则更为明显。美国改变了传统对待朝鲜、缅甸、伊朗等国家的制裁作法，采取更为务实的对话方式，寻求转变双边关系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对于其它的拉美、亚洲的国家，也同样进行了积极的对话。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的形象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现在看来，美国在巴以、朝核、伊核、阿富汗战争等问题上，依旧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总体而言，美国在外交上调整的姿态与努力，仍然值得肯定的。可以说，这又是美国在战略调整上的又一次成功。

与美国相比较而言，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经济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因为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在2009年仍然保持了8%的增长率，自然是值得肯定。而更为值得指出的是，中国2009年的外交成就，也同样是空前的。无论是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或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多边关系上，都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上，对于中国而言，其意义更大。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世界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的友好；而友好的中日关系，则为中国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制造条件，同时，也为中日韩，甚至是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不管如何，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在经济与外交上的成功，着实让国人感到欢欣鼓舞。但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中国在内政外交上，却面临着比美国更为迫切的调整期内。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在经济外交上取得进一步突破的一年，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社会经济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去年4万亿的政府投资，虽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但同时却扼杀了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机遇与时机。这无疑无法使得中国在经济增长上，转向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以居民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只能继续保持原有的依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基础建设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与此同时，去年一年里，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爆发频度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公民在维护自身权利方式上的更为激进和程度上的更为激烈，都强烈地显示着中国当前社会矛盾问题在解决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果公民维权只能通过自费开胸验肺、自焚抗议拆迁，断指抗议钓鱼式执法，而缺乏其它正常的沟通渠道与表达方式，那么，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表象下，中国社会百姓真实的生活得不到真实的反映，显然也是政府工作的失责与失职。此外，持续上涨的住房、教育与医疗费用，也正在不断地压迫着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与生存方式。对于中国而言，这些显然都是极为迫切的问题。在调整增长的经济现实背后，却是普通百姓无法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无论是对经济的下一步增长或是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将会制造出诸多的障碍。

此外，外交毕竟是内政的延续，内政是外交实施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固然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与能量，但如果没有坚实的国内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模式，那么，又谈何有一个可持续的外交呢？

除此之外，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全球定位，也是中国在外交上必然作出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已经深深地嵌入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之下，中国如何定位自身的全球角色；尤其是中国一向所依靠的第三世界，其实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像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其与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经济上的实力，都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因而，在一些全球化的问题上，分歧的产生，已经再所难免。尽管中国强调“不当头”的外交方针，但事实上，在全球化问题不断增多的现实情况之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出现与其它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也将是一个更为明显的现实。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所反映出的一些结果，事实上已经为此作了提示。

因此，整体而言，中国的内政外交同样需要作出调整，而且这种调整比起美国在过去一年里所作出的调整，将更为迫切，也更为棘手。美国无论是在经济上或是外交战略、全球战略部署的调整，都有着其传统的一面。美国的经济是处于一种现代经济增长方式上，即其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且其经济的增长，是依靠某一种科技技术的创新和金融杠杆的调整来形成强劲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全面带动经济的增长。这与中国当前的经济仍然依靠规模化的生产与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在经济上的调整，可以说，美国的调整是量变上的调整，而中国经济却需要作出质变的调整，即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同样的，在外交战略部署上，美国当前处于战略收缩阶段，在这美国对外交关系上，屡见不鲜。美国对外战略周期性的变化，呈现出进攻与防守性的互为更替的特性，在冷战时期，就已经表现得极为清晰明显。因此，对于具有周期性调整战略部署的美国而言，这种暂时性的调整，并无碍于美国外交影响力的发挥。但显然，中国外交上的调整，却是中国从未面对过的。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所具有的新的身份，是中国自近代开始，参与全球政治事务以来所未曾面对的，尤其是在当前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之下，中国需要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定位。对中国而言，显然是个极大的挑战。现在的中国，更像是处于汉堡的夹心层上，上下不讨好。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内政上，在社会的重构过程中，所要面临的调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在器物层面上建设的成功。但现实上，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突出，却也说明了中国在制度层面上的建设，已经极为迫切。在2010年，中国如何在社会的重构与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好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是中国比起在经济建设、外交调整上，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外交影响力发挥的可持续性，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相较于2009年美国在内政外交上所作出的调整，中国所面临的同样调整，比美国更为迫切。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加，要求中国在内政外交上作出更多的质变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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