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起棺、当众销毁棺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动员表演。抛开对民众具体利益的影响不谈，其所制造的紧张感，也可能对基本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造成现实和心理上的双重冲击。这不该是合理的殡葬改革应有的代价。说到底，选择怎样的路径来推进殡改，不仅关乎改革者的智慧，也检验着公权力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延续千年的殡葬文化，必须因势利导，多一点耐心和智慧。
英谚里，“房间里的大象”用来形容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某种程度上，当前不少地区的垃圾围村现象，就可称得上是“房间里的大象”。垃圾的污染问题明明就在那摆着，但在外力介入之前，它们只能被动地一步步走向恶化，长此以往，甚至可能被村民接受和习惯。乃至于，同样是在央视记者的镜头下，有地方的环保局负责人将污染问题指向“村民活该”。
消费社会的定义或有争议，但消费主义文化确实如狂飙来袭。可以看看今天的现实：一个人的成长，是靠消费水平的爬升展现的；一个人的成功，是靠消费能力倒推出来的；时间的意义，是靠储备消费能力来定义的；自我的实现，要看完成了多少符号性消费。在微信等社交工具上，每个人的名字都变成了一个二维码，而二维码，正是一种消费编码。与消费主义伴生，传统的“无产”概念也发生了变形。
我国的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初步达成了“不敢腐”的政治生态目标。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整治官员“不作为”，不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方面有所进展，从民众感受强烈的环境问题入手，是一个较易操作的突破口。期待国家能以治污为整顿基层政治生态的“南门之木”，坚决清除渎职不作为的官员，取信于民，推进政治生态在“不敢腐”的基础上，向着“不敢渎”的目标更进一步。
可以预想的是，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个人信息的暴露程度必然加剧，相关机构在调用数据时也必然更加便利。从社会舆论看，现在普通公众更关注的已不是信息共享如何扩大，而是信息之间能否筑起壁垒，能否自行为信息设置使用设限。遗憾的是，目前来看，很难。而个人信息又关联着个体权利，当信息的取用毫无节制，相关的行业监管松弛，那么类似“直接扣款”这种便捷的纠纷解决方案，自然就会具有十足的诱惑。
刑法罪名的成立，是以具体行为为构成要件之一。言论成为行动之一种，构成刑法所入罪名，有极其严格的限制条件。在此，且不说在立法以及司法上对把损害商誉罪列入刑法始终存有争议，实际上，以广州医生谭秦东所发言论，警方内设的法律部门应该具备分辨此言论是否构成刑法罪名要件的知识。显然，在类似此案涉公民言论权的事件，“刑法应当谦抑”的前提，是警权应当谦抑。
近年，现金贷APP异军突起，其看似低息，不过是诱人上钩的幌子，实则变相抬高了利率。许多平台年化利率逾100％，堪称“网络高利贷”。
4月2日，蒋某带着手机出去办业务，中午休息时间，移动考勤APP上通过手机定位得知她曾出现在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并被单位罚款200元。
3月30日，2018年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正式启动。它是政府主导的直接向全体学生的免费在线服务，经费均有市级资金保障。
海南一心堂药店违规销售日用品，可开具药品名称的发票，甚至可以刷黑龙江的医保卡。等到结算时，销售的商品就被当成药品，由国家埋单结账。
近日，浙江杭州市监管局西湖风景区分局近日查处一起销售西湖龙井茶涉嫌违法案件，这是2018年新茶上市之际辖区的首起西湖龙井茶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