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坏人太多”,我们就要拒做好人?

  如果在城市街头,有流浪汉恳求借你手机一用,想在节日里给家人道声平安,你会借给他吗?兴许不少人会条件反射地回答“会”,但如果没有“如果”呢?

  腾讯视频日前就播出了一段长约5分钟的视频,两名流浪汉一真一假扮,加入到一场“社会实验”里,在北京、广州的多个闹市区向路人借手机,以测探路人反应,结果绝大多数人不是避之不及,就是直接拒绝,有的甚至厉声呵斥,肯借手机的寥寥无几。视频甫一播出,就引发舆论热议,不少网友表示“心寒”。

  陌路相逢,谦卑求助。按说借用下手机,也只是个小小请求。对被求者而言,助人不过是举手之劳,而无需倾囊馈赠。遗憾的是,尽管行善成本微乎其微,多数人仍或回避或拒绝,吝于施以援手。这番景象,俨然是以“陌生人”为壑,也难免引发“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

  很多网民尤感痛心,就在于这种遭遇有很强的代入空间:谁都可能有出了急事需要援手的时候,如果求援得到的反馈总是白眼或不理睬,那未免令人齿寒。

  平心而论,动辄将“不肯借手机”上升到人心冷漠层面予以鞭挞,或许有失偏颇。应看到,这里求助者是流浪汉,对许多人而言,自己与之有着身份区隔,而阶层认同维度“非我族类”下的隔膜感,会平添许多人的疑虑,甚至是误会和偏见,像有路人就觉得流浪者是好吃懒做,因而强化了不愿借的心态。

  更何况,借的是手机,在手机依赖症凸显的工具粘性强化的当下,很多人几乎是片刻离不开手机,并信奉“手机与老婆恕不外借”,将其视作私密性极强、只能供自己专享的私有物,甚至可以说是个人关系枢纽、个人档案馆。碰到那些不知是好是坏的陌生人借用,有些人会立马进入防备状态,担心手机被借机抢走,更担心个人隐私被扒、信息丢失。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陌生人社会人际信任的断裂。时下都市社会的一扇扇门、一堵堵墙、一幢幢楼,早已改变了以往熟人毗邻而居的结构,既往模式下的信任支点也不断松动,由“防人之心不可无”衍生的本能警惕也在外扩,它逐渐变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保身术。

  正如有人说的:亲缘伦理将信任完整留存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中,却又把冷漠留给了其他与“我”无关的人。

  正是由于社会信任坍塌,有些人学会了犬儒自保和“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有些人口头上也推崇道德,但却顾虑风险不愿践行,对善徒有叶公好龙式喜爱;有些人看到现实中上演的“农夫与蛇”剧情,就受害者癔症发作,把草绳认成蛇影,担心自己成了那个“农夫”。

  拿不借手机给流浪汉来说,网上认为其合乎情理的声音很多:“谁让骗子这么多!”“万一人家拽到手机就跑呢?”……为防那可能极低的被骗几率,他们宁肯将那些多是真心求助诉求,也不分青红皂白地Pass掉。

  在名借实骗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对“借手机”做法留点心,固然挺有必要。但我们也无需过度戒备,在庸常生活中,对包括流浪汉在内的陌生人不做甄别地抱以不信任。“一颗善良的心,就是一席永恒的盛筵”,很多时候,基于善意想象的互信,也能消融坚冰,带来良性情感互动。当多维度地还原事实、放下成见,追求真和美,我们或可发现,做好事没那么危险,还能受益良多。

  比如,借手机给流浪汉,其实被骗概率微乎其微,反倒可能解其燃眉之急。温暖了别人,自己也获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式的精神慰藉。

  哪怕道德滑坡,我们也不能顺流而下;哪怕行善有代价,我们也要在心中埋下向善的种子。即便我们无法以超脱的道德圣人姿态去应对现实,那也不该用警惕之心将自己拉回到冷漠的躯壳下。实质上,内蕴于公民意识中的个体自觉,可内缩为冷漠自私,也可外延为信任互爱。把手机借给流浪汉用用,未必能损失什么,但很可能收获善行链式反馈。

  没必要拿“骗子太多”为冷漠辩白。“坏人太多”,从来都不是我们拒做好人的借口,恰恰相反,它是我们更应该争做好人的理由。(佘宗明)

[责任编辑:刘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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