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想斌

有尊严的生活才是脱贫的真正标准

  继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给脱贫攻坚战拟定了时间表,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之后,各地全力以赴的开启脱贫攻坚工作。而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有关情况,称目前中国有7000多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与此同时,日前,人民日报连续刊发“如何扫除‘脱贫攻坚战’障碍”系列评论,提倡在脱贫攻坚战中首要因素是摆脱旧思维旧心态,解放思想。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述,“不是平均脱贫,而是一个也不许丢在贫困线下;不是暂时脱贫,而是稳定脱贫、拔除穷根,是货真价实的脱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强调了当前政策因素,而忽略了脱贫方面的解放思想。

  很多人认为政府已有一套标准和流程,去解决扶贫谁,谁来扶,以及如何扶的问题。但要说的是,政府对贫困这类社会问题所出台的公共政策,往往所起的作用是兜底,比如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就这样表述,“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如果更形象的说,在政府对贫困的界定中,是以收入作为评判依据的。在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但问题是,以收入作为扶贫的水准线,尽管在公共政策的算法中可以脱贫,可于实际生活来说,是否称得上是真正的脱贫?改革强调人民的获得感,扶贫亦如此。倘若贫困人群在实际生活中依旧没有拥有与贫困告别的快感,那么扶贫便算不得成功。这是扶贫攻坚战冲锋号吹响之时所有人应当思考和慎重对待的问题。而实际生活中,按照收入这一扶贫标准,很多人已经脱了贫,可收入仅能维持生计的他们,显然不具备充足的消费能力,而消费才是感知生活贫困或者富裕的最佳出口,若一个人的消费能力不足,便意味着吃穿住行都会成为问题。

  更严重的是,以消费能力来定义人们社会地位的这个时代里,一个人的消费能力不足,直接导致这个人将被主流社会所边缘,自身的存在价值被降解。当被边缘和缺失存在价值,则意味着一个没有尊严的生活到来了,没有安全的校车,享受不到好的教育,吃不到安全的食品,遇到不公没有话语权,没有健康的生活……

  别以为这是一种假想。回头看看那些血汗工厂的工人,许多人当初从农村的贫困中出来以填补城市产业劳动力缺口的方式,实现了收入层面的脱贫,但于实际生活来说,他们不过是仅仅换了个身份,从原来的农村贫困人员转成了农民工,继续成为缺失价值与尊严的“隐性穷人”。那么,这部分人是不是也应当划归到社会扶贫的范畴之内呢?

  记得孙立平教授对于贫困有这样的论断,“贫困首先是一种物质生活的状态,但贫困又绝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生活状态。”由此也便产生了扶贫工作的基本思路——以消费能力而非收入作为扶贫的标准,进而基础层面是通过刺激经济发展、改善就业状况、实施福利救济等手段,改变当前贫困人群的生存状态,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更应该要做的是,通过教育机制、权力回归等手段对贫困人群社会地位进行改善,促进摆脱贫困的人群有可能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流动,且这种流动是频繁的,以防止类似农民到农民工这种贫困再生产的现象发生。

  2020年,中国对脱贫人群的要求是实现国民的“健康生存”,所谓健康便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要知道,让贫困人口享有尊严,是一个政府应尽的义务,这不仅关乎社会公共良心,更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马想斌)

[责任编辑:刘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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