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想斌

父亲所经历的医改鸿沟

  【两会特稿】

  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父亲,电话里跟我探讨起了国家层面宏大的医改命题。年前的一场手术,让他这个大半辈子只在土地上谋生的人,似乎也开始“仰望起了天空”。

  新农合的医疗报销,为什么得让病人先垫付,出院后才能去报销?为什么异地就医报销的比例,要比本地就医低?⋯⋯一连串的问题, 我一时语塞。这些在全国两会上还未有终结的改革问题,我的确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措辞来像病中得父亲解释。

  历年医改的问题便是两会的热点。而涉及底层农民群体的报销,以及异地结算,则是热点话题中的重点内容。此前政策提出,基本实现省内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但是“稳步推行退休人员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措辞,又将农民工等人群排除在外。

  政策的措辞是“探索”。但对于父亲这样的人来说,病是等不起不知时间表的“探索”的。至于为什么不能及时实施跨省的异地结算,这当中有很多原因:比如跨省结算的信息系统,全国尚未统一;跨省结算可能会带来人们往大城市大医院拥挤,“小病大治”所导致的挤占优质医疗资源。

  改革需要稳步推进,这是父亲能理解的,而不能理解的是,稳步不代表步伐缓慢。医改都改了好些年,至今还不能解决信息系统这些基本问题,有些说不过去。而那些挤占优质医疗资源,采取降低报销比例的方式来规避挤占医疗资源,用算计的利益来换取就医的便利,这样并不符合保障公平要义的解读。父亲说,没有谁是愿意没病往医院跑的,也没有谁那么傻,放弃自己家门口的医院,跑去异地就医的。

  父亲之所以来西安检查,除了因为我在西安的缘故外,老家县城医院的大夫也劝他去大医院检查,因为就连医生自己也清楚,县城医院无法清晰准确的诊断病症。优质医疗资源不断向城市、大城市集中,但医保报销比例设置的门槛,却指引那些经济支付能力薄弱的农村人群以及偏远县城的人群,去医疗条件差的基层医院就医,随之而来的是,确诊不清或者医治不能彻底根除病痛带来的反复就医,不断消耗着国家的财政,也对这个群体增加了经济压力。

  这是所谓挤占优质资源说辞的一个基本现实。而根源在于未能触及核心的医改。中国的医疗投入、医师资格认证、城市和农村的医疗社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政策都具有二元化的特点,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投放最为明显。但唯独新医改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前进了一大步,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实施落实的统一规则。国家新医改文件里给乡村医生定性为农民,不纳入事业编制,不负担养老保险、工资报酬,于是推行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之后,那些个人投资,个体运营,收入来源依靠销售药品的利润农村医疗室,因为不像城市社区那样有财政负担而不去思考药品利润问题,他们便很难经营下去,纷纷转行。

  而逐渐离开这个行业的乡村医生,实际上为广大的农村提供了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服务,他们依靠30年前的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担负着全国将近40%的诊疗任务。但医疗资源投放的不均衡,和未能彻底打破二元结构的医改,让这个极为重要的群体逐渐消失。这也导致,在偏远的地区,人们因为得不到及时医治,小病演变为大病,农村的往城市挤,小城市的往大城市挤。

  父亲就是这样。几年前干活时摔伤的小病,因为村里那个“赤脚医生”的转行,未能得到医治,逐渐拖成了不得不动手术的大病。县城的医疗资源有限,又只能去省城医治。整个就医住院的过程,实际上父亲是悲伤的。因为爷爷的离去,便是同样的原因,一点肠胃的小问题,最终因乡村医疗资源的短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待到严重时,八旬老人的身体已经等不到那些优质的医疗资源来救治了。

  父亲说,这样的医疗流程和医疗资源投放能改变吗?我很想宽慰他说,能改变,但又惧怕父亲紧接着会谈及的问题,什么时候能改变?实际上,打心眼里父亲是感激新医改的,要不是有新农合的出现,五六万元的手术费用将由自己承担。但既然政府在国家层面开启了这项改革,而且医改已经延续了好几年,为何落到实处的时候,总能有这样那样的门槛?

  两会即将召开,不妨在这个参政议政的时节里,将父亲的疑惑抛给那些代表委员,希望能够就已经步入深水区的改革,在医疗领域,能够有一个改革的时间表,也好让天下像父亲这样的群体,有一个可期的医改“获得感”。(马想斌)

[责任编辑: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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