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想斌

因手机劝退的教育短视不是“无奈”能解释

  今年3月初,河北沧州市第一中学12名高中生因在校携带或使用手机陆续被劝退,随后引起热议。22日,沧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回复新京报记者称,已经确定该校12名高中生因携带或使用手机被劝退后暂未返校,教育局已介入调查。(3月28日《新京报》)

  尽管学校在此事上标题,“严肃执行校规,体现了学校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担当。”但舆论就此事并未一边倒的站在学校这边,所呈现的观点分野,似乎又回到了多年前经常见到的一道辩论题——学生该不该在学校带手机。

  经过这些年就此话题的反复辩论,可最终呈现在此事上的观点和处理依据,依然没有多大的长进,学校以及支持者认为,学生带手机严重影响了学习,而反对的也是沿袭了对组织机构批判的基本逻辑——违反了教育法这一社会运转的基本底线。

  这些参照系固然是判断此事是非的重要标准。但是否是全部的标准,尚不能一概而论,至少手机对教学秩序的影响,却很少有系统的认识。几乎绝大多数人认为,当老师在课堂上高声宣讲的时候,学生低头把玩手机,这样矛盾便应运而生。如果换个表达方式,课堂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的原因,归责于手机这样的器物,而不是宣讲这样的教学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学校对学生手机的反对,是基于在手机面前失控的教学方式的恐惧,学校认为,如果学生不能将注意力从手机转移到课堂宣讲,那么就意味着当前的教学方式是失败的。在此情况下,如果要认可当前教学方式的成功,那么注定就要批判手机的危害。

  可大部分人普遍的共识是,当前的教学方式虽说不上是完全失败的,但至少算不得是成功的。进而解读学校对社会批判的无奈情绪,不过是当手机成为学生与外界接触的端口后,学校担心学生不愿意再听自己讲课,课堂学校的秩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被“掌控”。

  这个过程中,学校作为教育组织者和实施者,鲜有主动思考去如何改变宣讲式的教学方式。可正如关联主义学习理论创始人乔治西蒙斯所说:“今天的知识不再是静态的层级和结构,而是动态的网络与生态。知识像河流在网络中流动”。想一想,当亿万人民都在使用智能手机的时候,每个人手中的手机已经成为人与机器的接口,人脑与众脑的接口。对教育而言,手机已经成为学生课堂内外的接口,学校与社会、自然和世界的接口。

  很简单的来说,所有的器物并无善恶之分,只有会不会用。记得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手机刚刚兴起,学生尚无能力携带手机的条件下,我中学的一位英语老师,便找来两部手机,放在教室专门供学生打电话,参与课程的英文对话。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学生对手机都持有强烈的好奇,但因为教学方式的变化,学生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手机上,而是更多的放在了英文学习当中。

  十几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手机影响教学质疑的争议问题,可如今还有因手机劝退学生的事情发生,这是学校的无奈,还是教育的悲哀?学校可以申请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去建设校园网络,但却将最便捷的互联网拒之门外,这种思维定式,比学生使用手机更可怕。(马想斌)

[责任编辑: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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