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想斌

专车新政体现政府监管思维的更新

  去年10月份公开征求意见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专车新政”)已经“沉寂”近半年,近日再次引起关注。

  根据经济参考报和新京报的消息来源显示,“专车新政”发布时间最快5月初,最迟5月底。但经济观察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因为争议太大,目前“专车新政”的推出暂无具体时间表,之前“新政”中诸如车辆性质变更及八年报废等核心内容仍在商讨阶段。

  在这两年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亲身体验到“专车”带来的便利后,专车新政的新,究竟如何体现,直接检验着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与公共政策的良善与否。从去年五一前后一些地方查封uber办公室,到今年两会上交通部长释放“对待新生事物,绝不能止步不前,墨守成规”的话语表述,说明专车新政思维从“管制”正在转型“鼓励”。

  只是,以怎样的方式去鼓励,成了问题。政府说,将新兴的专车纳入合法化,便是很好的鼓励,随之而来的则是专车新政中所释放的消息,对专车性质做个划分,强制变更私家车运营性质,以及强制规定专车的报废时间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便是合法化的表现。但问题是,合法对于政府和市场有一些偏差,在政府层面看来,有完整法律规定可以做的事情,才是合法的,而市场则始终秉持着,只要是法律尚未禁止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就专车而言,市场更希望专车新政之新,体现在法律规定中哪些事情不能做,而不是规定哪些车辆必须以怎样的身份才能做。

  这两种思维能推导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和初衷。政府理解的合法,将会以严苛的标准,限制专车这一有利于缓解交通出行现状的市场,它所站立的位置,则是考虑的管理的便利性。而市场所期待的合法,则是希望出现了纠纷有法可依,期许以法律禁止之外的“宽松”继续释放市场的活力,它所站立的位置,是基于人们出行便利来考虑的。这种考虑,很可能对政府的监管提出来新的考验,但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政府监管不断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是社会和市场按照政府监管能力来运行。

  于是,专车新政之新,必须体现在政府适应专车这种分享经济的监管之新,这种新,也不仅仅是立法等监管手段和方式的新,更多是政府监管思维的更新。其一,政府监管不能从管制出发,分享经济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能够对存量资源结构性优化和重组,倘若依照运营性质这样基于出租车管理模式循规蹈矩的划分,那么将无法达到利用社会闲置资源调控城市交通和缓解交通压力的立法目的,也就谈不上是“新政”。

  其二,政府监管应当更多从深化改革和简政放权出发,互联网+的核心思维是用户体验,用户的体验将决定一个平台或者一种模式的优劣与否,于是政府应当从过去直接对车辆和个人的监管,转移到对平台的监管,平台直接管理车辆和人员,更何况,互联网+的平台本身就包含了基于利益考虑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监管。此前,那种事无巨细的监管已然不能适应业已变化的市场,且巨大的监管成本显然不符合当前简政放权的趋势。

  事实上,这种市场对监管变化的要求,已经不是监管者是否主动适应求变求新的问题了,而是必须要这样做才行。因为,从更广义的视野去看,监管层面可以以各种严苛的门槛限制专车等分享经济模式的发展,但无法阻挡分享经济化的生活。就像专车对出租车行业的颠覆一样,未来新兴技术将把大量的传统工作分割为相互独立的任务,并在需要的时候将其智能化分配,而且每一个工作者的表现将被不断地追踪、评估并时不时受到顾客满意度监督。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法阻挡。既然无法阻挡,那么就请拥抱吧,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马想斌)

[责任编辑:刘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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