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用制度化解开专车副镇长的“守廉困境”

  37岁的安徽黄山歙县王村镇副镇长洪升,这两天成了话题人物。6月15日上午,成了网约车司机的洪升工作时间接单被查,目前他已接受纪委调查,正等候处理。他因此被称作“开专车副镇长”。媒体报道还披露了更多细节:洪升家庭收入不高,半年工资约一万八千元,上有老下有小,今年4月他痛风发作,花了约18000元,钱大多是借的,为了还贷开起了专车。他还表示,接受处罚,不会再做。

用制度化解开专车副镇长的“守廉困境”

  副镇长开专车被查,确实让人咄咄称奇:尽管随着网约车的兴盛,加入专车兼职司机队伍的人群已近乎覆及各行各业,可副镇长也加入此列,实属罕见;而他因开专车被查,亦为此事续上了戏剧性的“后续剧情”。

  这些不多见的情节,作为新闻素材被呈现于公众视野后,在门户网站引致上百万跟帖,但舆论反响多是同情,而非厚责:在网上,一则跟帖集赞无数——“去开会接了一顺路单,为低碳出行作了贡献,自己不偷不抢不腐败,被抓了也不亮出副镇长身份,这挺难得的”,这多少能反映不少人的心声。

  平心而论,身为基层干部的洪升开专车,确实有违《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的规定。制度刚性,很多时候就是在“严尺度”执行中得以彰显的,而不可轻易“开一道口子”。实质上,洪升本人对此也认账。

  但都说“法不外乎人情”,这不是说要徇情枉法、让法容酱缸般人情,而是指,法纪实践中法规执行也要权衡情、理、法的关系。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的立法本意看,其出发点其实是担心公务人员假公济私、借权牟利,乃至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进而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但在该事件中,涉事副镇长兼职网约车,并不受其职权的影响,二者没有利益关系。

  得看到,很多网民为涉事副镇长鸣冤,也源于细节处有些能打通人性的情节:作为乡科级副职的洪升,薪酬不多,生活压力山大,还因病陷入困境。但他不贪不占,虽说被抓那次是上班时间拉客,但也是去党校途中顺路的情况下,空车顺路载个人,从常理上可以理解,这无关公车私用,也无关影响正常公务履职。再说了,开网约车除去油费的净利并不多,事发当天那单他也就最多赚了4块钱,“赚”的是微薄辛苦钱,也令其“营利性活动”的成分打了折扣。

  就此看,即便涉事副镇长开网约车确属违规,也不宜机械化、教条地套用法规,而应虑及其实际后果和立法初衷等因素,给出令人信服的酌情处理。

  在此事件中,其实更值得深思的,是开专车副镇长的“守廉困境”:家境困窘的他,想实现自我救济,在现实所迫的情况下,或许除了两重选择,别无他法——一是利用权力搞贪占,也即腐败,二是侥幸地找兼职类的方式维持生计、缓解窘境。但这两者都违反廉正守纪方面的法规,即便是开网约车式的兼职,跟性质恶劣或许完全不搭边,可也有违纪之虞。实质上,这类困境已不只是新闻“主角”涉事副镇长的个体境遇。

  在此情景下,要化解专车副镇长们的“守廉困境”,还得靠制度。具体些说,就是既要收紧笼子、严明纪律,给所有官员头上都戴上“不敢贪不能占”的紧箍咒,同时也要完善基层公职人员薪酬体系,让他们体面过活,而非处在制度保障覆盖不到的角落。而针对基层干部中的困难户,包括因病致贫的,也要考虑到其作为人的生存需求,实现必要的扶贫救助,将其纳入到“精准扶贫”的序列中,而不能因其公职身份就斩断其救济渠道。清廉官员也有活得体面的权利,若清廉就该捉襟见肘乃至“被饿死”,那无疑是对廉政成本的非理性抬高。当然,对家境困难的基层官员干部救济,也得有完善的个人事项申报核查机制配套。

  “开专车副镇长”引发普遍同情,其实就是对制度尽早补位的敦促:也只有对基层官员的薪酬体系和涉贫救助机制完善,才能避免将个体推向“为避免违法违纪(贪污)而不得不违法违纪(搞兼职)”的进退维谷境地。(佘宗明)

[责任编辑:刘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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