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鼓励生育要少点行政计划色彩

  9月18日,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宣传生育两个子女的好处和一个子女的风险,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

  相关专家透露,宜昌从2000年开始就进入超低生育水平,近些年生育率还在持续下降。随着二孩政策的逐步实施,该地区的生育率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反弹,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不足 1 人。而这样的低生育率状况,其实并非宜昌独有。2010年“六普”结果显示,我国的生育率仅为1.18,而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生育率只有1.04,都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为2.3的生育率。

  在这种生育形势下,地方鼓励生育,乃至从更大的政策调整层面,促进计生政策的继续松绑,不仅可以理解,也是必要的。只不过,以红头文件的方式来呼吁生育,其效果与合理性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我国过去的“一胎化”政策,其一个最重要的实施标志,便是1980年,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共中央面向全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布了一封公开信。由彼时的限制生育到目前的呼吁生育,虽然公开信的主体不同,但结合全面放开二孩的大背景,不得不让人感叹,社会生育意愿在30多年时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而正是有着上述历史背景,发红头文件呼吁二孩生育,虽并不具有强制性,但仍让人疑虑,这是否会在无形中,特别是在机关事业单位产生某种潜在的强制色彩?事实上,全面二孩政策甫一披露,就有网友仿造过去的计生标语表达了某种焦虑。对待这种行为,应有所警惕。同时,文件中也一改过去一胎时代的宣传口径,直言生育一个子女的风险,这虽然说出的是事实,但却并不能因此而回避对失独子女和独生子女家庭缺失的公共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限制也好,鼓励也罢,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介入计生,始终遵循着这样一种行政假设:仿佛民众的生与不生,少生与多生,行政权力完全可以任由支配。而正是这种权力的盲目自信,导致生育政策的调整,往往忽略了对民众生育权利和人口发展规律的尊重,出现滞后或与社会生育形势的脱节。若说当年以红头文件的方式来限制生育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那么在今天,若鼓励生育也仍延续的是红头文件的方式,将再次忽略人口发展规律的复杂性,也难以真正提升社会的生育认同。

  公开信中称,要通过“小气候”来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这无疑表现出高度理想化的行政计划色彩。殊不知,民众的生育意愿,与大背景下的生养成本和具体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一刀切的限制生育或许并不难,但要一刀切的提升社会生育率,却并比想象中要难得多。鼓励生育,不仅仅是宜昌有其必然性,但鼓励的方式若还依赖于行政计划的统一调配,搞运动式宣传,恐怕目的必将落空。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将生育行为的选择权利更多归还家庭和个人,来缓解社会的生育焦虑、降低生养成本,才是各方在鼓励生育上迫在眉睫之事。(朱昌俊)

[责任编辑:罗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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