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社会抚养费调整应与生育政策相向而行

  社会抚养费最近成为热门话题。先是媒体报道北京开始就本市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展开为期1月的征求意见,其中取消了对三孩以上的超生设置“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条款;而后媒体又跟进调查指出,目前全国20余省份针对“超生”所作的社会抚养费标准的调整中,有不少地区对3胎以上的超生、重婚超生,又加大了征收力度。

  目前各地对于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调整,是对于全面放开二孩这一计生政策实施的回应。因为全面二孩政策生效,意味着原有的违规生二孩要交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失效,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起征点”变为三孩。而从此轮调整来看,变化的不只是二孩到三孩的顺延,还有缴纳标准的变化。按理说,全面放开二孩,意味着生育政策发出了明显的开放信号,那么对于违规生育的“处罚”也理当表现出相应的开放姿态,进行适当的降低,但从现状看,不少地方甚至加大了征收力度,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早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之前,《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中,就已提出 “超生二胎最高征3倍”的原则,展现出降低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的改革善意。而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对于取消社会抚养费,社会也抱以了较高的期待。因为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长期的低生育率和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即便完全取消社会抚养费,也难以带来显著的人口压力,且生三孩以上的“违规生育”事实上也已可用“罕见”来形容。综合考量,全面降低乃至取消社会抚养费,无论从政策的执行成本,还是人口发展的现状而言,都已是水到渠成之举。

  而即便从最保守的角度看,仍然收取社会抚养费,也应该更大程度上规范征收程序、降低整体征收力度。比如对违规生育三孩也遵循“最高征3倍”的原则。现在各地的标准调整中,虽有地方调低了最高的征收倍数,但标准不一、“加倍”征收依然普遍存在,且仍延续了“多生多罚”的既有执行规则。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种加大征收力度的倾向,是否是鉴于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将有所下降从而寻求的补偿措施?而在另一面,对于社会关注的抚养费去向的公开,却并未出现相应的改善。

  此外,不按规定生育子女,除了要承担社会抚养费外,还有可能面临被开除或纪律处分,特别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这无疑是对过去计生领域“一票否决制”的延续。而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近日,出于对社会低生育率的担心,湖北宜昌卫计委网却挂出一封《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社会生育二孩。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依然坚挺的社会抚养费与社会人口的发展现状已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矛盾。

  一方面是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所开启的鼓励生育二孩的大幕,另一方面却仍是对违规生育的重罚。两者看似可以“兼容”,其实却存在内在的冲突。因为大力度的社会抚养费征收,表明我们仍然采取的是控制式的人口发展政策,这与开放二孩政策所指向的鼓励生育,明显具有违和之处,并不利于提升社会的生育认同,也很可能削弱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督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的尽快出台,从顶层设计层面统一规范和降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确保社会抚养费征收与生育政策的调整相向而行,不容再拖延。(朱昌俊)

[责任编辑:罗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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