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何以对政府收费“锱铢必较”

　　2016年12月底，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接受电视专访时说：“我们要交500多种费，今年（2016年）1到11月份，已经交了4000多万了。”1月18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罕见地对此事作出回应，调查称娃哈哈集团2015年有支出数据的实费际缴项目为317项，与企业提供的缴费项目相差216项。

　　按照两部委回应的说法，有关部门并没有存在乱收费的问题。那么，宗庆后的“吐槽”真的只是矫情吗？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须理清的是，尽管媒体报道中笼统地说到“娃哈哈要交500多种税费”，但实际上，双方所争论的仅仅是狭义上的政府收费，与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纳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一个概念。从金额看，2015年娃哈哈集团营业收入为494亿元，上述缴费仅占营收的0.15%，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就算整体收费对娃哈哈集团来说并非不能承受，但恰恰是因为“政府收费”的性质，让宗庆后的“锱铢必较”有了底气。在政府简政放权、让利于民的大趋势下，取消过多、过滥的政府收费是民心所向。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在政府已经收取大量税收的基础上，继续设立有偿性的政府收费。尽管与法定税收相比，政府收费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恰恰可能成为压跨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鉴于此，中央在近年来逐步推动实施取消、停征、免征政府收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提到要减少政府收费。1月1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会上明确表示：今年要在降低收费等非税负担方面让企业有切身感受，国务院要对此开展督查。如此看来，检验政府降低收费的努力是否有效，要看明年宗庆后们的“吐槽”声会不会小一点了。

　　政策具有惯性，利益更具有惯性。在自上而下推动减费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可能出于保全自身利益的考虑，故意延缓政策实施时间，降低政策执行力度。这在娃哈哈集团的遭遇中也可以看出。此番两部委的回应中，贵州省财政、价格部门发现，国家于2015年1月1日取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费，但由于地方有关执收部门收到文件的时间滞后，导致在2015年初向企业收取了一笔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费。

　　为了给企业以信心，并最大程度发挥减费效果，凡是国家已经确定取消的收费，各级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执行。只要是不正当的收费，任何借口都是无法掩饰的。

　　在哈娃娃集团2015年实际缴纳的7000多万元政府收费中，有3000多万元是浙江省收取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浙江财政厅已表示，浙江省自2016年4月1日起，减按70%费率征收该项基金；2016年11月1日起，全面停止征收该项基金。应该说，浙江省有关部门的这一表态很及时。而公众也有权利知道，这种困扰企业的巨额政府性基金，还在哪些领域存在、是不是可以有更大范围的削减。

　　很多收费尽管金额不高，但深刻反映了政府没有认真做好服务职能的问题。比如，各种名目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并非什么“特定服务”。换言之，像货物检测等具有普遍性质的服务，其成本应当由国家税收收入埋单。类似的行政收费继续存在，虽然表面上“合法”“没有乱收费”，实际上却有重复收税费的嫌疑。政府不应该在已经收过一遍税费的情况下，再为自己应当提供的普遍性服务收一次费。

　　在实施市场经济的法治国家，法律规定的税收才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也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经费来源。政府收费只能针对政府提供的特定劳务和服务，任何多余的收费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取消。（王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