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指认”变“游街示众”，不该叫好

　　6月22日上午，山东省邹城市人民广场，警方对行动中抓获处理的部分犯罪嫌疑人集中押解，进行现场指认。民众对此持有不同态度。（6月25日《新京报》）

　　所谓围观市民持不同态度，是指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叫好，可增加对犯罪嫌疑人的威慑力；不过也有市民认为，此举有“游街示众”之嫌，侵犯了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益。其实，警方集中押解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的做法招致争议，已经不是第一次。比如2015年，贵阳公安押解7名盗抢嫌犯在闹市区指认现场，引发众多市民围观，舆论同样展现了不同态度。

　　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是一项正常的侦查程序。但集中到闹市区指认现场，刻意做大声势，让市民围观，并不对犯罪嫌疑人作必要的权益保护，比如戴头套，就已然更像是一种集中示众。而上述贵阳警方并不讳言这一目的：“用当街指认的方式，震慑那些企图以身试法的人。”震慑犯罪的目的似乎无可厚非，可通过游街示众的方式来实现，显得极为不妥。

　　首先，顾名思义，既然指认现象还是侦查程序，也就是说案件仍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是否属于罪犯，还需要通过侦查和判决来确认。那么在未确认前，即将犯罪嫌疑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游街示众”，明显是搞有罪推定，这比一些公捕公判大会，对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伤害都更大；其次，相关规定早已明确，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都是违法的；不但对死刑罪犯，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及一切违法的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换言之，不管以何种理由，类似名为“指认现场”，实为“游街示众”的做法，都违背了相关规定。

　　事实上，抛开游街示众不谈，近年来，对于现场指认的规范问题，司法界也多有讨论。比如，有分析指出，侦查机关往往以查明案件为由，在未取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羁押指认现场，这种做法其实有违“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如果说确是按照犯罪嫌疑人的意愿指认现象，那也应该做好相关的权益保护工作，比如，尽量减少集中和在闹市区指认的做法，规避社会的过度围观。这起案例中，邹城警方专门选择当地的广场进行集中指认，显然是有意扩大声势，引发社会关注，以起到“游街示众”的效果。“指认现场”不过是个表面上的说辞，“游街示众”才是真。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集中押解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指认，有一个重要背景，即当地的“春季严打战果展示”。很明显，在这层背景下，所谓的集中指认现象，其首要目的不过是为了展现严打的战果，而非一般的遵循侦查程序了，属于典型的政绩需要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的做法。联系到过去不少冤案也都是发生在“严打”期间，类似做法的潜在危害性，就更该引起警惕。

　　舆论对此事的反馈，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对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其中可能对于犯罪嫌疑人人格权益的侵犯，思考此做法可能违背了法律程序；忧的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还是有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作出类似有违司法程序的事，迷恋着“游街示众”、“公捕公判”等传统时代的司法陋习。（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