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成补课“反超”期，病根在哪？ ——求解暑期老问题的社会药方①

　　暑假到来，各地又在抓学生减负，禁止给学生补课。四川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四川省中小学减负“十严十不准”》，要求不准布置超时超量的课外作业、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以及侮辱学生、不准将升学率作为考核评价学校和教师的主要标准。

　　过去10多年，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我国出台了不少减负令，而且都被冠以“史上最严厉减负禁令”之名，但减负效果却了了。根源在于，这些减负令并没有触及实质，很多家长也根本不再把减负令当一回事。学生负担沉重，根源有二：一是我国没有明确的立法，禁止超前教育；二是我国的升学考试制度，主要还是用单一的分数评价选拔学生。前者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学生负担反而更沉重；后者导致整个基础教育盛行“唯分数论”，两者让各种减负令沦为一纸空文。

　　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超前教育对学生健康成长的危害，也通过发布行政规定的方式，禁止幼儿园小学化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进行超前教育。但这一行政规定，最多只能覆盖到体制内的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对社会培训机构无效。这不但消解了行政治理的努力，也给社会培训机构带来“商机”——当培训机构可以把超前教育的广告做到幼儿园门口，幼儿可在培训机构方便的获得超前教育时，幼儿园去小学化，就变为笑话：一旦有家长花钱送孩子去接受早期教育，以便在幼升小中取得竞争优势，就会带动其他家长也去报班。幼儿园为吸引家长，也不得不开展小学化教育。小学和初中的教育也是如此。更严重的是，如果培训机构总是“领先一步”甚至“领先两步”开展超前教育，培训就从原来的补课性质，变为教育的主体，而学校教育反而成为补课性质。

　　其荒谬性不言而喻，但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目前，减负只是针对体制内的学校，要求学校不得布置过多的作业，不能在假期补课，却很少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只强调其规范经营，即有办学资质、合法进行经营，却没有对其培训内容进行明确的限制。中国应该通过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立法的方式，明确禁止实施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学校和教育机构，进行任何形式的超前教育。具体而言，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要按学生的学龄，开展相应的教育教学活动；社会培训机构，不得开展超前教育的培训业务，以及围绕超前教育的宣传及招生。

　　立法禁止超前教育，是治理学生负担过重的重要举措。除此之外，我国必须改革升学评价制度。在以分数为主要评价体系的中高考制度影响下，社会已经形成了“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的畸形教育生态，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机构也不断放大家长的焦虑情绪，进行“焦虑营销”。虽然有关政府文件一直力图淡化基础教育的“唯分数论”，但现实的升学考试制度让家长不敢对减负当真。

　　已经开始的暑假本来应是学生修整、放松，接触社会、拓宽视野的时期，但却变为孩子们“较量”的战场。“假期不是用来休息的，而是用来反超的”，不但是一些培训机构的广告语，也成为很多家长的信条。当所有家长都为学生假期制订满满的“反超计划”，何来快乐的暑假？又何来减负？

　　所有回避现实问题的减负禁令都不过是“纸老虎”。面对学生负担日益沉重的现实，无论是政府履行监管责任，立法规范学校和教育机构依法办学，还是政府放权推进升学评价制度改革，都亟需动真格的行动。（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