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红灯抄告单位，越界的执法创新该停歇了

　　日前，辽宁省大连市交警部门对外披露，继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将被罚款扣分后，针对行人斜穿马路的违法行为也将出台新举措：大连交警部门将增设人脸识别设备，横穿马路不仅要录入行人交通违法数据库，还将抄告到当事人单位，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交警处罚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无可厚非，也不缺乏法律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只是在现实中，囿于执法成本的考虑，各地交警对于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的行为大多只进行警示教育，予以罚款的并不多见。

　　若要针对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严格执法，地方交警部门按照相关法律的要求严格执行即可。但是，放着既有法规不执行，而搞所谓的“执法创新”，将闯红灯者抄告到当事人单位，就有点法外惩戒之嫌了，此种做法也未尝不是一种“闯红灯”行为。

　　的确，将闯红灯当事人违法行为抄告单位，比直接的罚款、教育，能形成更有力的震慑。但交警对执法对象的处罚，不能只按什么有效、什么“更狠”的标准来进行，其所应该遵循的标准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规定。除此之外的惩戒，甚至是对当事人产生了形象、信誉、实际利益的负面影响，都超出了合法的执法限度。

　　事实上，这种做法也蕴含着一种执法上的任性和不公平。比如大连交警部门规定，横穿马路者，没有单位的，抄告给其所属社区；没有固定住所的，抄告给其亲属。交警依据执法对象的情况来区别处罚违法者，如此一来，就等于执法没有了标准，而变成了“看碟下菜”，这缺乏了执法应有的严肃性和公平性。

　　话说回来，执法创新不是不能有，但创新的边界应该止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从现实来看，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之所以高发，关键不是执法方式不“新”，而恰恰是既有的法规未能被严格执行，而执法缺乏定力和刚性，就不会让全社会形成相关的守法心理预期。纵观这些所谓的执法创新，其实大多表现为“一阵风”，难免落入“运动式执法”的窠臼。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底线式的衡量标准，是治理手段是否有充分的法律赋权，它同时也是区别“人治”与法治的直观指标。交通执法严是好事，可严只能是法律范畴内的严，否则构成了“人治”之严，对法治和社会法治信仰造成的伤害，比行人闯红灯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所以，那些有越界之嫌的所谓执法创新，是该好好清理、及时停歇了。（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