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　志

　　5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做客《连麦两会》特别直播节目。陶勇医生呼吁医院要实行落地安检，他称，别让凶器带到医院的诊室，是唯一切实可行能够减少伤医事件的措施。

　　今年1月20日，陶勇医生出诊时被一男子持刀砍伤，引发舆论强烈关注。作为伤医事件的切身受害者，陶勇医生的这番建议很有针对性。如他所言，“预测伤医事件是很难的”，最现实的办法，还是通过安检机制，“不让行凶者有将凶器带到医院诊室的机会”。

　　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基本都有安检机制。医院本身也是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设置安检环节，通过安检门和金属探测仪等，的确可以避免危险物品被携带进入医院。在起到震慑作用的同时，也可以提高不法分子行凶的难度，对于防止伤医事件的发生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和阻断作用。

　　事实上，关于医院推行安检的呼吁，已经持续很久了。而鉴于恶性伤医事件频发，2017年下发的《严密防控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意见的通知》中也提到，“二级以上医院应当在公安机关指导下，建立应急安保队伍，开展安检工作。”

　　在地方层面，一些地区也在积极探索落地医院安检的可行性。比如今年公布的《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就包括建立安全检查制度。而今年开始，曾经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的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已经开始正式实施“先安检，后看病”。

　　但同时，也得看到，动议已久的医院安检制度之所以很难推广落地，是因为它存在着诸多现实障碍和衍生问题。

　　例如，在各大型医院，人流量相当密集，从设备的投入到日常的安检，都需要大量成本。而且，设置安检环节后，对医院的服务效率和患者的就医时间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站在患者的角度看，必须安检才能进医院，也多少会让他们产生排斥心理。患者，特别是急诊患者，和火车站、地铁站的普通乘客心理状态毕竟不一样，严防死守的环境，反而可能会强化医患之间的对立氛围，不利于缓和医患冲突。

　　正因如此，在医院安检话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虽然国家部门层面发文，并且有地方已经先行先试，但真正执行常态化安检的医院依然少之又少。成本考虑，效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都决定了它需要反复审慎的研究论证，不能直接强制推广。

　　医患矛盾的发生，一方面源于医疗行业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缺少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更具治本意义的是，在对医疗行业从业者加强监管的同时，完善相关的纠纷调解通道，比如设置专门的投诉部门等，让患者有“说理”的地方，而不是遇事只能想到暴力解决。否则，就算医院全副武装起来，冲突可能也会转移到医院以外的场所。

　　当然，强调医院安检制度的审慎推进，也不意味着在安保方面可以松懈。其实前面提到的《通知》，包括北京的《规定（草案）》，都提到要加强医院的人防、物防和技防建设。总之，只有多渠道并举，恶性伤医事件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遏制。（熊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