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一人得病、众人均摊”“0元加入、保障金额最高30万”……近年来，在风险资本和互联网企业的推动下，喊着此类宣传的网络互助计划迎来了推出高峰期。然而，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网络互助计划产品大多在成员准入、条款解释、互助金赔付等方面存在管理缺陷，全面监管亟须发力。

　　网络互助计划与传统保险不同，是互助模式，即会员互保，投保人形成一个共同体，谁患病了，就从大家的钱包里面扣一笔钱。目前，这种模式的法律定位并不明晰，但客观的说，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达不到普通商业保险门槛的那部分群体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南开大学针对网络上存在的互助计划产品进行过一次调研，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相互宝累计救助家庭超过7万个，累计发放互助金超过108亿元；水滴互助累计救助家庭超过1.4万个，累计发放互助金超过17亿元。足见，网络互助计划的市场效果。

　　相互保险在国际上并不少见，网络互助计划也可看作是其发展模式的一种。根据ICMIF（Internaltion Cooperative and Mutual Insurance Federation，国际合作与相互保险联盟）2017年统计的数据，2015年全球相互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21万亿美元，服务覆盖全球共计为9.88亿人。不过，中国的相互保险起步较晚，2015年，中国相互保险市场份额为0.2%，远低于26.7%的全球平均水平。

　　相互保险，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商人们为了防范疾病、火灾、海难等各类风险，建立起同业互助组织，组织成员缴纳一定的会费用于事故相应的开支。如16世纪的德国汉堡火灾保险局，17世纪的荷兰磨坊相互保险组织、英国的火灾办公室等。

　　因为交流沟通成本太大，那个时代的相互保险都是在大公司、企业之间进行的，个人很难成为相互保险的主体。互联网的出现，极大的提升了会员参与讨论的便利性，使得众人决策成为可能。所以，网络互助计划是一种基于技术的制度创新。

　　在技术的基础上，一些平台采取了会员陪审团审核的机制。首先，投保人既是保险受益者，又是出资人，每一笔支出的钱，都是会员腰包里掏出去的，他们有动机去查证、去管理。其次，出现理赔后，投保人，作为理赔陪审团成员，若采取宽松、同情的态度，自己就要多出钱；但如果一味严厉，自己遇到同样的情况时，也可能被拒付。这就促使陪审团审慎行事，理性抉择。这种方式，在契约的前提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降低了法律成本与信任成本，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力。

　　面对网络互助计划的发展，人们最大的困惑是，到底是不是保险？这涉及到对其监管的定位。在我看来，这与传统保险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保险是消费者与保险公司对赌，理赔尺度松，保险公司就少赚；理赔尺度紧，保险公司就多赚，保险公司与消费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而网络互助计划是小团体互助，理赔尺度松，大家多出钱，但潜在保障大；理赔尺度紧，大家少出钱，但潜在保障小。且参保者与平台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平台只是分走固定管理费。

　　目前，网络互助计划领域良莠不齐。背靠大平台的网络互助计划，实行实名制、无资金池、全程风控、公开透明，这类自然更安全更可靠，平台还提供兜底性保障。相比之下，小平台可能承诺的资助金额更高，前期更容易拿到钱，但又可能是一个庞氏骗局，通过设立资金池等方式，最后跑路。

　　一般来说，网络互助计划没有资金池，有互助金支出时，才从个人“钱包”里面扣款。不过，也有些产品要求用户预付形成资金池，每个客户如果预付不多，比如10元钱，那么整体风险不大，但如果别有用心，要求高预付，就可能存在爆雷风险。

　　此外，网络互助计划还存在消费者预期的风险。一种是宣传风险。低进入门槛让人产生侥幸之心，但实际理赔门槛并不低，预期落空之下，就会产生负面评价。其实，这也是保险业老生常谈的问题。获得资助的人不会站出来宣传，被拒绝了的人却会到处鸣不平。传统保险不怕这种负面评价，但作为新生之物，却会积累负面，招致舆论风暴。

　　另一种预期风险，源于分摊成本内生性的上升。有人将保障自己的希望寄托于网络互助计划，“每个月才1块多的分摊，就可以获得10万的保障”，促使其客户群越来越大。但随着用户年龄的增加，患病几率增加，分摊数额会不断上升。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分摊数额的增加超过预期，有人就会不满意，甚至以为陷入骗局。

　　总体来说，网络互助计划是一个低门槛的保险模式，是信息科技的发展解决了交易成本、协商成本的高门槛后，才能出现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能够把现行保险市场不能覆盖之人，纳入到保障中来，体现了科技向善的力量，值得好好发展，惠及更多人。但与此同时，网络互助计划从来都是一个高度依赖法治与监管的市场，外部制度建设对其影响很大，所以，包容审慎、科学的监管，才有助于这个行业发展，发挥其在中国保险细分市场中的作用。（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