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城

　　日前，国家文物局通报，2020年4月至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阜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存在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长期不在考古工地，现场发掘人员擅自变更考古发掘计划，动用大型机械挖掘破坏文物的情况，影响十分恶劣。

　　据公开报道，阜阳古城遗址是个挺重大的考古发现。根据2020年的考古报告显示，这里共发掘墓葬46座，灰坑41座，车马坑一座。遗址发现有仰韶、大汶口、龙山、商周、战汉、唐宋、明清时期的遗存，出土文物丰富，年代跨度较大。

　　而且，这个地方还与文献记载“胡国”“钜阳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于研究阜阳地区商周时期历史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随着国家文物局的通报公开，我们才发现这丰富的考古成果背后的另一面：现场组织的混乱，手段形式的粗暴。可以想见，精致脆弱的文物碰上震耳欲聋的挖掘机，那是怎样一幅步步惊心的场面。稍有不慎，就是珠碎玉破，片瓦无存。

　　阜阳古城遗址发掘，最让人意外之处在于，项目团队来自专业的考古单位，但依然展现了颟顸、任性的一面。从这个角度看，确实称得上“性质严重，影响十分恶劣”。专业团队尚且如此，岂不是做了一个“绝差”的示范？

　　近年来，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公然破坏文物已经越发少见，但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情况——“保护性破坏”。

　　此类例子不甚枚举，比如2018年，四川安岳县峰门寺的一尊摩崖造像遭遇“土味修复”，被刷成了五颜六色；2017年，凤阳明中都遗址公园被曝“野蛮施工”，工人用电钻将旧砖起掉、换上新砖；2016年，辽宁“最美野长城”被施工单位用水泥抹平，修成了“水泥路”……

　　这些事例提醒我们，空有文物保护的理念是不够的，更稀缺的是专业和细致。那些早已达成共识的概念原则，亟待落实到具体的操作细节之中。

　　此外，还要留意到，国家文物局的通报还有这么一句：“同时积极争取地方人民政府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扎实推进考古机构和队伍建设，缓解基本建设考古任务压力”。

　　这或许也是有些文保项目认识有余、专业不足的原因。专业一定是有成本的，全面的勘测、反复的评估、精细的处理，一切都需要人财物的支撑。如果保护力量捉襟见肘，那么选择一种粗暴、简单、“见效快”的形式，也是不难想象的。

　　当然，专业不足绝不能成为违规操作的借口，它只能是一个提醒：一方面要加强制度监督，敦促相关单位尊重专业意见，严格按照标准操作；另一方面也要提升社会对文物保护整体的支持力度，给文物保护一个从容不迫、宽裕有余的外在环境。

　　阜阳古城遗址发掘被通报批评，应当成为一个深刻的教训。挖掘机碾在文物土层之上，实在是令人痛心的画面，这样的“保护性破坏”，绝不应再出现了。（江城）